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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万新,中国第一庄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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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唐万新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支边干部家庭,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幺。1981年,17岁的唐万新考入位于山东的原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系,但对于一心想成为“理论物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唐万新来说,理想相去甚远。
入校一年半后,唐万新主动退学,他义无返顾回到乌鲁木齐重新复读,第二次,他的成绩达到了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录取线,但是按当时的录取规定,在读大学生参加高考只能由原在读大学录取(真坑),而唐万新的原就读大学,华东石油学院当时已录取完毕,再无名额给到他,与华东石油学院相隔数千里的新疆石油学院接纳了唐万新,只是,他的梦想再次破灭。
1985年2月,唐万新再度选择离开新疆石油学院,告别读书生涯,从此开始商业之路。
从1985年到1990年的五年时间里,唐万新的事业可谓精彩绝伦,从彩印店到锁厂,从卫星电视接收器到饲料厂,从人造毛业务到开宾馆,此外他还办过挂面厂、化工厂、学生课外读物服务部、服装店、软件公司、广告公司、出国留学咨询中心等等,可谓涉猎广泛,唯一不足的是,几年下来里里外外欠了一百多万的债,要知道当时可是万元户都相当罕见的时代,当地贷款行还没见过如此大金额的不良贷款,无奈决定起诉他。
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走到这般地步人生也算走到尽头了,翻身的希望太为渺茫。然而在这几年涉猎广泛的倒腾中,唐万新练就了屡败屡战的韧性,同样也暴露了他擅长猎取、疏于精耕的游猎个性。这样的个性让他在制度不完善的早期资本市场上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
然而债务依旧在,年少的唐万新召集了所有债主,给了他们两种选择,要么信得过他,再给他一次机会,要么立马把他送进监狱,什么也得不到(那时候淳朴的人们还没有跑路和老赖的概念),债主们无奈选择再相信他一次,于是,唐万新继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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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了一道坎,人生就上了一个层次,唐万新迎来了他事业的春天。
1991年,27岁的唐万新经营一家电脑公司,依靠代理四通打印机业务,在不消一年时间赚了150万元。除了归还本金外,他还给了债主们一笔可观的利息,债主们欣喜有余,更对他敬佩有佳。许多债主后来都改投其门下,他的商业信誉由此建立。
1992年,28岁的唐万新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这一年邓公发表了南方谈话,全国掀起了一股改革热潮,直接关联的股市呈现喷薄之势。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发行公众股5亿股,抽签表500万张,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中签率10%。
涉猎广泛的唐万新意识到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做了一次成功地包装,把领取认购抽签表包装成一次免费的深圳旅游,唐万新一下子请了5000人到深圳排队,在当时挤进深圳的150万人中,他的"部队"是人数最多的一支。每人一张小板凳,排队一天领50元劳务费,当然,一手交钱,一手交票,持续3天。
这笔交易给唐万新带来了丰厚利润,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愚蠢,和证券市场相比,做实业苦多钱少,何况自己不是这块料,这段领悟,成了唐万新资本旅程的起点,在回到新疆后,他立即和大哥唐万里等人注册了新疆德隆事业公司,从事资本市场股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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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被盯上的肥肉是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德隆在新疆、陕西等西北省区大量收购国有企业股票,然后倒手转卖给金融机构,或者等待上市后甩卖套现。在"西北轴承"交易中,德隆以1000万的价格受让1000万股法人股,数月后转手净赚3000万,如此高额的收益又岂是实业可比。
第二块肥肉来自国债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财政部出台国债承购包销政策,在相当长时间里,大部分国债都由数十家证券中介机构包销,逐渐地便形成一个非官方的国债流通市场,而武汉的国债场外交易则是当时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一个平台。1994年,唐万新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总额达到3亿,正是依靠这笔不菲的资本金,唐万新开始筑建他的金融帝国。
1996年,唐万新把德隆总部从新疆迁移至北京。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一个二级市场土财主式的炒家。在公司高参的启发下,他把公司的使命定义为: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唐万新认为,全球产业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衍变,中国正在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现在看来无比正确,眼光独到),但因为国内传统企业规模小,投资分散,没有竞争力而无法承接这重要一环,如果通过资本并购方式加以优化整合,将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如果当时按照这番思路,德隆的今天不敢想象)。
进京后,唐万新架构了德隆系的三架马车,这三驾马车后来成了德隆系最重要的产业整合平台,也开启了德隆的光辉岁月。
第一驾马车是新疆屯河实业,德隆在1996年受让刚上市的新疆屯河10.2%的股份,不久后增资扩股成为第一大股东。创办于1984年的新疆屯河原本是新疆建设兵团旗下的水泥厂,多年来一直效益平平。唐万新接手后决定向"红色产业"转型,做浓缩番茄酱(跨度有点大)。他先后收购和新建了9家番茄酱加工厂,一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商,全球贸易份额占到17%。
第二驾马车是沈阳合金,1997年6月,德隆从沈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手中购得其29%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沈阳合金是一家镍合金制造企业,销售额大概4000多万元,600万元利润,是个小富即安的企业。在德隆入主后,唐万新连续收购了江苏、上海、陕西地区多家电动工具制造企业,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生产商和出口商。总资产由1.33亿元增长至13.98亿元,10倍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增加至8.44亿元,15倍的增长。整合之后,行业议价能力和出口效益都有显著提高。
第三驾马车是株洲湘火炬,1997年10月从第一大股东株洲国有资产管理局手中购得湘火炬25.17 %股份。德隆对湘火炬的改造堪称唐氏整合理念的经典之作。之前,湘火炬只是一家生产火花塞的企业,入主后的唐万新提出"大汽配战略",他先收购了美国最大的刹车系统进口商MAT公司及其在华合资企业75%的股权,从而获得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市场一定的市场份额。然后控股陕西一家汽车齿轮企业,成为该专业国内的龙头企业,紧接着湘火炬发布公告,与东风汽车、陕汽集团、重汽集团进行各种重组合资行动。到2004年,湘火炬已拥有50多家子公司,成为中国齿轮、火花塞、军用越野车3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还是空调压缩机第二大生产厂家,汽车刹车系统最大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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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起,德隆的三驾马车就在唐万新眼花缭乱的运作中撒开双蹄,在中国股市一路狂奔,创下万千股民瞠目结舌的狂飙记录。到2001年3月,人们看到的事实是:湘火炬经过3次转配股,从1股变成4.7股,经复权后计算,每股价格从7.6元涨到85元,涨幅1100%;沈阳合金经过4次转配股,复权后股价从每股12元飙升至186元,涨幅1500%;新疆屯河也在经历数次转配股后每股价格涨至127元,涨幅1100%。
5年之内,一个庄家控制的3只股票全数狂涨10倍以上,举国之内再无一人。1998年,德隆出资1000万美元购进苏联太平洋舰队已退役航空母舰明斯克号,唐万新把它停泊在深圳大鹏湾的沙头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航空母舰主题公园,轰动一时。自此开始,德隆被形容为资本市场上一艘用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有了"天下第一庄"的美称。
唐万新作为天下第一庄庄主,有着与众不同的梦想。一般的庄家套路是:建仓-拉抬-出货,抢到一笔钱后就落袋为安,溜之大吉。唐万新显然不屑于做这样的"窃股大盗",他有着更崇高的理想:"以资本运作为纽带,以产融整合为核心"的整合理论,成为一家世界性大公司,进入世界500强。"
在这般理想的指引下,显然不可能套现走人。所以尽管德隆坐庄多年,不断换手倒货,拉抬股价,但始终保持了对旗下企业的高控股率,而这种坐庄方法的危险性可想而知。表面上市值规模越来越大,背后则是德隆为了维持高股价而不断输血,其行为无异于自残。根据计算,德隆每年用于维持高股价的费用需40亿元。如此高昂的费用是唐万新始料未及的。在他入主德隆三驾马车时,他就发现了三驾马车的问题,贡献利润有限且无法产生大量现金流,德隆无法依托良好的业绩获得增发资格。自此,资金不足一直缠绕着德隆。
唐万新想出了两招,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德隆的资金来源。其一是将上市公司作为"壳资源"向银行大量贷款。其二是委托理财,德隆以较高利息通过金融机构向民间融集巨额资金,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据计算,德隆通过该手段共融资250亿元,每年需支付利息达30亿元之巨,为此,德隆长期开出12%-22%的年息来维持每年所需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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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出现恐慌性的大跌,德隆的资本游戏还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然而没有如果。2001年4月,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新财经》杂志刊发了一篇大型调研文章——《德隆系:"类家族企业"中国模式》,第一次将神秘的"德隆系"曝光天下。郎咸平教授向公众揭示了"德隆系"企业架构,并清晰地描述了德隆从资本市场获利途径。
就在郎教授文章刊出后的两个月,中国股市出现了连续3轮狂跌,上证指数从2245点一路下挫到1300点,大盘就此步入四年多的熊市。此时的德隆模式正在遭受严重质疑,唐万新为了避免"德隆系"整体坍塌,不得不咬牙力撑高价股。于是,当年他从股市中所挣的每一分钱,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还回去,资金紧缺可想而知。为了拉升股价,2002年成了德隆"发展"最为迅猛的一年,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德隆就有一个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项目,然而整个行情的骤冷,让德隆系的高价股依旧难以为继。
2003年夏天,德隆的资金困境越发严重,到了10月,旗下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新进的资金,这头"金融巨兽"面临着恐怖的断血之虞。这时,唐万新成了整个德隆系唯一还有"借贷信用"的贷款员,他日夜兼程四处奔波,先后借来了50-60亿资金。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这年4月,二哥唐万平在一次谈判中突发脑溢血,抢救过来后成了重病人。7月,患有肝癌且到晚期的唐母因脑溢血去世。孝子唐万新悲痛欲绝,数十日无法办公。而他本人也患有冠心病、脑血栓等多种疾病。
这时候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2004年3月,有媒体抢先报道了《德隆资金链紧绷》的新闻像病毒一般在国内各家各大媒体传播。
4月3日,德隆史上最后一次全体高层会议在沉闷的氛围中召开,会议决定了最后一次"自救行动",德隆发动所有员工都去购买"老三股(三驾马车)",部门经理10000股,普通员工1000股。唐万新悲痛地说:"这道坎过去了,德隆还会有更美好的未来,若过不去,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开会了。"这一天,是唐万新四十周岁生日。
灾难从10天后正式开始,沈阳合金率先跌停,接着老三股全线下挫,数周之内,股市将德隆过去5年所创造的奇迹和财富全部抹去,流通市值从最高峰的206.8亿元到2004年5月25日的50亿元,蒸发了160亿之巨。
各地债权人疯了似的冲向北京和上海的德隆总部,各地公安部门也闻风而动。
5月29日,眼看大势已去的唐万新出走缅甸,此案惊动中央,成立了以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为首的调查小组。德隆系银行贷款160亿元,牵涉32万相关员工,十多万投资人,除了唐万新,没有第二人可以理得清。于是,引渡做局者回国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案。
当时的唐万新,几乎是到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局面,而他居然答应回国,可谓敢做敢当。德隆最终的结局成了一场全民埋单的悲剧,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一场疯狂的资本游戏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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