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书》中用了一个“辞”字，《资治通鉴》中用了一个“称”字。“辞”和“称”都表示声称的意思，意谓董承自己声称得到过汉献帝的衣带中密诏。至于汉献帝是不是真的授予过董承衣带诏，二书态度谨慎，不作论断。
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纪》中则这么叙述此事：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根据范晔的叙述，则汉献帝明确地授予过董承等人密诏。那么，汉献帝究竟有没有授董承、刘备等人衣带诏呢？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董承谋泄”，“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这在当时应是一件震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因为此事涉及一个大的政治密谋，所以，不管当时公布的情况是怎样的，它都会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人们会揣测，只要汉献帝还在曹操的控制之中，这事就不可能从汉献帝那里得到证实。董承已因谋泄而被杀，那么，不管他是声称还是真的得到过衣带诏，这事已不可能从董承那里得到证实。对于那些情愿相信有衣带诏的人来说，当然不会相信曹操在当时公布的说法。人们会揣测，即使真有衣带诏，也有可能被曹操销毁。他不可能公布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政治文件。所以，这事也不可能指望从曹操的说法中去证实。
我认为，汉献帝并没有授予董承、刘备等人以衣带诏。在几个当事人中，虽然没法从汉献帝、曹操及董承那儿得到证实，却可以从刘备那里得到证实。

如果汉献帝真的授予董承、刘备等以衣带诏的话，那么，刘备日后讨曹，便属奉辞伐罪，刘备势必会奉为旗帜。曹操征荆州时，刘琮举州投降，以刘表所受汉节为信物，遣使迎曹，曹营诸将都怀疑是诈降。娄圭说：“天下扰扰，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汉节尚且可以作为王命的信物，如果刘备和董承等人真的获得过汉献帝密诏的话，那么，刘备的讨曹，便等于是得到过汉献帝的授权，这是真正的“奉辞伐罪”，足可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可是，无论是在荆州联孙抗曹，还是后来谋称汉中王时，刘备都未曾提及有衣带诏的事。最为确凿的证据，便是刘备称汉中王时的两份文书。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争得汉中后，谋称汉中王。马超、许靖、诸葛亮、法正等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依东汉初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推刘备为汉中王。表文中提到刘备与董承密谋讨曹操的事。可是，表中虽然说刘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却也只是说，“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刘备自己在上汉献帝表中，也只说“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这两份表文本是要表明，即使没有来自汉帝的封授，刘备行权宜之计而称汉中王也是正当的，以便更好地领导讨曹灭贼的事业。如果汉献帝真的授予过刘备等人以衣带诏，则表文中不可能不提及，以作为“奉辞伐罪”的确凿依据。

至于范晔的叙述，则属典型的春秋笔法，以表达他本人的政治观念。这种笔法，在《后汉书·献帝本纪》中随处可见。譬如曹操进封魏公、魏王，从程序上讲，均有汉献帝明确的策命封拜，而范晔则书为“曹操自立为魏公”“曹操自进号魏王”。其他如“曹操自领司隶校尉”“曹操自为司空”“袁绍自为大将军”，皆此类也。范晔的这种笔法，就像孔子以春秋笔法贬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乱象，范晔意在贬损曹操那样的武人，挟持天子，图谋篡盗。作为文献依据，范晔的叙述没有刘备称汉中王时的那两份文书的价值大。东晋的袁宏著《后汉纪》，比范晔的《后汉书》要早，只字未提衣带诏之事：
五年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伏诛。初，承与刘备同谋，未发而备出。
所谓“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应该是董承自己主谋，而非出自汉献帝的密旨。在许昌，董承可能联络过刘备，刘备看来也参与了其事。在刘备称汉中王时的那两份表文中，刘备则从参与者之一，变成了主要参与者。但即令如此，他也没有说汉献帝曾授予他们衣带中密诏。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那份传言中的衣带诏根本不存在。

对于刘备来说，重要的是，参与董承密谋诛曹操一事，让他找到了后半生奋斗的政治主题，虽然这一主题变得鲜明而清晰还是日后的事。
在当时，此事只是促成了他与曹操的决裂。刘备投奔曹操，乃属不得已。刘备步上徐州这个舞台并被徐州士民推服，起因于曹操攻徐州。曹操两攻徐州，多所残杀。史载：“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曹操的双手沾满了徐州士民的血。陶谦及徐州的士民们把安徐州的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他在徐州成就了英雄之姿，却在许昌与曹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回看仍追随他的徐州士民，刘备情何以堪？董承的密谋促成了他与曹操的决裂，曹操派他去徐州拦截袁术则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契机。

刘备最后一次回到了徐州。他杀车胄而据徐州后，“东海贼昌豨及郡县多叛操为备”，很快，刘备就聚众数万人。在徐州，他再次验证了自己的影响力。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冒着来自袁绍的巨大压力，抽空东征徐州，击败了刘备。他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他撇开袁绍而先击刘备，也印证了他当初“本初之徒，不足数也”的说法。刘备兵败后经青州投奔袁绍，袁绍亲自出邺城二百里相迎。
刘备投奔袁绍实在也是权宜之计。无论袁曹之争谁成谁败，托身袁绍羽翼之下，刘备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当袁曹紧张对峙之时，刘备借故脱离了袁绍集团。他以南连刘表为借口，率领本部兵马，扰略汝南一带。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后，南击刘备。刘备转投荆州。刘表听说刘备来投，亲至郊外迎接，“以上宾礼待之”。时为建安六年秋。

刘备从初平二年（191年）涉足青州，兴平元年（194年）踏入徐州，到建安五年（200年）最后一次离开徐州，经由在袁绍处短暂的栖身之后，来到了荆州，从而结束了他十年的青徐时期。
这十年里，刘备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成就了英雄之名。他游走于关东的几大诸侯处，都备受敬重。在陶谦处，陶谦以“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托以安州；在曹操处，曹操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相推许；投袁绍处，袁绍亲出邺城二百里相迎；投刘表处，刘表自出郊迎而待以上宾之礼。这样的身姿，在汉末的群雄中，尚未有第二人。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呢？他曾跟公孙瓒站在一起对抗袁绍，曾跟陶谦站在一起对抗曹操，曾跟曹操站在一起对抗袁术，又曾跟袁绍站在一起对抗曹操。以英雄之姿，游身于如此之多复杂而对立的关系中间，在汉末的群雄中，也未有第二人。
刘备虽然成就了英雄之名，但其生平事业的定位远未清晰。当他来到南方时，人马零落，无用武之地，只有空空的一个英雄之名。他需要找到未来的方向，也需要找到事业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