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没有进入西藏帕里之前,洛嘎的名字之于我是陌生的、不相干的。我与他是两种活法的人。但是,那一年的夏天,我却认识了这张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庞。
当两排官兵列队鼓掌欢迎时,我知道自己终于跨进了西藏帕里公安边防派出所的大门,但我却坐在车里下不来了,虚弱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梁参谋,快,氧气!” 发出命令的人是帕里边防派出所的副所长洛嘎。
一名精干、戴着眼镜、头发短得贴着头皮、年纪约在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警官提着氧气瓶立即冲到我的座位前,迅速操作氧气瓶给我补氧。
氧气输进身体也并未减轻头部剧烈的疼痛,我几乎绝望了:往后的几天怎么熬啊?就算我马上逃往拉萨,也还有三百公里山路,中间需两次翻越海拔5400米的山口,那是近乎一整天的艰苦颠簸。一路的呕吐和头痛已经使我的忍耐力几欲瓦解。从北京出发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帕里会让我透透彻彻地体味到度日如年、度分如月、度秒如日的折磨。所以,当终于到达帕里时,莫大的委屈化作汩汩的泪水,在墨镜背后刷刷流淌着。我突然变得毫无信心、毫无活力、毫无纪律,我管不住自己地发泄起来。
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不敢把墨镜摘下来,因为双眼哭成了桃子。
我就是如此狼狈地来到喜马拉雅山脉卓姆拉日峰脚下、海拔4360米的世界最高镇——帕里。这里的氧气含量不到内地的一半。而氧气是人生存下去最基本的保障啊。这里的气候寒冷,风狂雪大,四季飞沙,8级以上大风每年要刮几个月,年平均气温为零度。然而,就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从1961年开始,43年来,这里始终驻守着一支人数不多的公安边防队伍。在这块阵地上,老兵走了,新兵来了;新兵来了,老兵又走了。进进出出的官兵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他们的去和留全是因为祖国的边境需要人去驻守,哪怕驻守的阵地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
这也注定了,此行是我所有的采访中最为艰苦的一次。
洛嘎是位帅气的藏族小伙子。他1998年毕业于廊坊武警指挥学院。我见到他时,他就任副所长刚一年零七个月。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黑红的脸庞以及真诚宽厚的笑容,让人看一眼就踏实,就产生信任感。我断定,好女孩们都想嫁给他。
找洛嘎的人太多,他奔来跑去,等到把所有事情办完来到我面前时,额前还流着热汗。我对洛嘎说,其实你不必跑得那么累。洛嘎只是擦汗笑笑,我知道那意思是“没关系”。
一进入西藏,蓝天白云之下,一座荒山连着一座荒山,似乎暗示着这样的道理:西藏的绿色是短暂的,荒芜才是永恒。但是到了帕里派出所,道理却反了过来,这座小院里,永恒的似乎是绿色。干净而美丽的小院里,到处是绿地,到处种着花草。仔细一瞧,才发现那些花草并非连成一片,而是由一个个小方块组成的。走在前面的洛嘎说,整个帕里镇只有边防派出所里有绿色,全所官兵一点点从三十里外的山沟里挖来的草坪和花,弄成现在这个样真不容易。
我问,那么从前派出所的小院是怎样的呢?
洛嘎说,前任所长索朗从1982年就到帕里来了。那时,房子是用土坯堆起来的,房顶先用钉子把铁皮固定,然后用许多石头压住。因为帕里的风特别大,8级大风一年要刮五六个月,到了风季,房子上的铁皮被风一吹,就像打雷一样。要是下雨天就更麻烦,本来干部战士都挤在一个房间里,一下雨到处都漏,没地方睡,只好坐着靠墙过夜。那时候没有电,到了晚上只能点蜡烛和油灯。那时,所里没有自来水,吃水靠人拉,每天要派几个战士到哲姆拉萨山沟里取水,取一次水来回得两个多小时。
洛嘎说,营区原来是个斜坡,根本没法打篮球和搞训练什么的,也没有厕所。为了垫平原来的斜坡,索朗所长带领所里的官兵们运来了大量的石子、沙子,用坏了数不清的铁锹。终于建成了今天看到的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