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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②
待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我从手机里找出一个不常联系的号码,拨了过去:“是老朱吗……”
我因病回京后,朱建国曾让他妹妹来探望过我,后来听说他当了分局副局长、市局刑警支队长,之后又担任副区长、公安分局长。2004年,他还被公安部五局聘为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一直干到2014年。但遗憾的是,无论我到南京,抑或他到北京,我俩居然都参商相违,未能相见。
耳边传来了接听的声音,是老朱!他的声音一点儿没变,还是那股浓浓的南京味。
尽管多年未见,老朱也一下子听出了我的声音:“噢!老杨!!!你好啊,老杨……”
我们先说了一些彼此的近况,然后聊起了“3•24”案。当年,校卫队员在南医教学楼厕所发现一个可疑之人,问他是哪儿的,对方脱口而出:“对过的。”老朱在一次案情分析会上专门提到这个细节,认为应该重视这句话,它很有可能指的是与南医一街之隔的建邺区那一片。如今,凶手正是在建邺区的石鼓路家中被抓获的。
我提起了这件往事,老朱却不愿多谈,只是说:“当时也排查了,不知怎么就没查出来。”
电话粥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老朱发出邀约:“老杨啊!抽空来南京吧,好好聚聚!咱们现在不是都退休了嘛?”
是啊!过去大家都忙,现在都是闲人了,光是在电话里你来我往地聊,我们都觉得不过瘾。从春天等到夏天,夏天一过,新冠肺炎疫情稍有缓解,我就启程去了南京。
抵达南京的那天晚上,我行装甫定,老朱就来宾馆看我。
多年未见,他的身形相貌居然一点儿没变。简单的寒暄之后,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说:“这次来南京的活动我来安排,你想见哪个,我来召集。不过,明天白天先带你去转转。”
第二天,他带我参观游览了牛首山、秦淮河。别看我曾在南京待过大半年,这些地方我可都没去过。晚上,他又把好几个我熟悉的老朋友召集到风光旖旎的秦淮河畔,为我接风洗尘。当年的精干刑警,现在大多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多年不见,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说来也巧,那天正好“3•24”案凶手被法院判处死刑,回想起当年我们为此案所付出的辛苦、所承受的煎熬,大家不胜唏嘘。
次日,我告诉老朱,我要自己走走。
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方巷。这是一条北京胡同似的普通小巷,东西长不过五六百米,但是它却是我在南京最熟悉的地方。那时的鼓楼分局就在这条巷子的9号,它是我挂职锻炼十个月的栖身之所。不过,分局现在早已迁往他处,原先院子里的那三座褚红色民国小楼,也被拔地而起的居民楼所替代。
沿着这条喧闹的市井小巷往西走到头,是民国时期公馆集中的区域,那时我常常一走而过,熟视无睹,如今墙上都挂上了铭牌,原来它们过去的主人是薛岳、陈布雷……
穿过当年行走过无数次的街巷,我第一次进入了鼓楼公园,登上了鼓楼。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高大宽敞建筑,鼓楼区因它而得名。环顾四周,高楼林立,只有西南方向的南京大学标志性建筑——北大楼,风格与鼓楼相映衬。继续往东,又是第一次,登上了北极阁、鸡鸣寺。北极阁顶上的宋子文公馆,尚未对游人开放,鸡鸣寺却游人如织。据介绍,该寺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它就是这四百八十寺之首。从鸡鸣寺下来,穿过明城墙,终于看到了我在南京锻炼时一直没机会来的玄武湖。与杭州的西湖相比,玄武湖命运多舛。别看它现在也是一泓碧水,改革家王安石任江宁府尹时,为了增产粮食,曾经“废湖还田”,玄武湖被改造成农田,直到两百多年后的元代,才重新变田为湖。
仅仅过了一天,老朱又过来陪我。
我们聊故旧,聊往事,自然也聊到了他已经故去的父亲。那年夏天,一有空我就往老爷子那里跑,听他讲南京解放后发生的那些大案。后来根据那些访谈笔记,与友人合著了一本《金陵悬案》(群众出版社2000年出版)。
说着说着,我突然冒出个念头:“我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这几天你就给我讲讲你办过的那些案子吧,看看能不能也像老爷子那样,把这些故事留给后人。”
因为我知道,老朱对刑侦工作的悟性,一点儿不比他父亲差,甚至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他主政刑警支队时,又破了不少精彩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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