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陷入困境时，康德批判继承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扭转了哲学的方向——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形而上学问题。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逐步深入，哲学家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科学知识的来源、确定性和范围等认识论问题，且并为其解释而分成了两大派：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经验论从实验科学出发，主张一切都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并且以经验为基础。唯理论则从实验科学出发感觉经验是个别的、偶然的，所以知识是由一些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推演出来的。于是，由于两派别的片面性则使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的理性本身成了问题，因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的产物。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内部——理性与自由之间产生了冲突。近代哲学家们所倡导的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他们试图将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相信无论自然还是人类自己都服从于自然的因果律，这使自由和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都成了问题。对于康德来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它要解决的是宇宙万物统一的基础、本质和根据的问题，因而被人们看做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的原则，另一方面亦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评。但这样以来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只是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识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不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康德总结为：我们如何能够先天的经验对象？“先天的”意即独立于经验的先决条件，就知识而言表现为普遍和必然的。显然，如若我们承认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是必然存在的，它就必须同时具有经验和先天这两方面的因素。康德像哥白尼那样换了个角度，把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颠倒过来，让对象符合知识即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题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这些认识形式是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因此便使知识具有了先天性或者普遍必然性。知识的的内容是经验的，形式则是先天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证明。康德哥白尼革命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但这意味着事物对我们来说被划成了两个方面：现象和物自体。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显象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这个角度看，哥白尼式的革命完全是消极的。但在康德看来虽然认识形式的限制体现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另一方面说明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之外，还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康德于是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而这一方面真正体现了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