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村上本人所言，《盲柳与睡女》是他最喜欢的原创短篇小说。从剧情上看，这篇小说里的十七岁时候的“我”、男同学和他的在医院里接受胸腔手术的女友（此为“我”回忆往事的一条线）让人很难不去对应到《挪威的森林》里的处于同样年纪的“我”、木月和直子三人，这会给很多读者带来熟悉感（虽然《挪威的森林》创作时间是晚于《盲柳于睡女》的）；从主题上看，作者以“我”在五月间一个天气爽朗的中午陪同表弟看耳病为主线，将隐藏在平淡慵懒日常下人与人之间病态的心理隔阂，使用某种巧妙的力道从未知黑暗中轻轻拽出它诡异的一角，而如何揪住这一角继续探究下去这件事，他则是交给了读者。综合地看，《盲柳与睡女》具备很强的现实脉络导向和社会性隐喻，它的架构明了、篇幅适中，内容上不会像一些村上春树写的长篇那样会突然蹦出来个什么跟主题干系不太密切的干扰项影响我们理解人物思想，适合作为我们摸索到他作品“脑电波”的典型材料，而从读者的立场品鉴这篇小说并进行深入解析这项作业，也是村上春树创作它的一大价值所在，所以我决定写下这篇文章。

表弟登场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几点了，在“我”告知精确时间后，他依然忍不住多次询问时间，甚至还要确定“我”那块价格便宜的表是不是准时的，问完了，表弟说了句：“就是说表这东西，也不是价格贵就一定准喽？以前我一直戴的一只表是够贵的，却常常走不准，后来倒是弄丢了。表带扣有点儿松，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不见了，注意到时已经不在手腕上了。求大人买一个，不到一年又丢了。毕竟不好再求，那以后一直没表。”。
经后文提及，表弟的父亲是公司社长，母亲也很慷慨地给“我”一笔用来吃饭的费用。这是典型的体面人家庭。就是这样的一对父母，给孩子买的手表却只选贵的，不选对的。他们挑的昂贵手表既不准时，又不贴合儿童的手腕尺寸。表弟为什么如此在乎时间问题？对此我的推测是：正是那两块华而不实的手表，导致了表弟因为看错时间给身边的人添了麻烦（可能是学校里的老师同学，可能是家里预约的某件事项），然后呢？虚荣又爱面子的大人告诉他：手表这么贵肯定不是它的问题，而是你没有时间观念的问题，你说手表现在对不上时间？小小年纪可别自作聪明乱学撒谎，反正手表是不会出错的，难道你自己没有乱动它吗你心里清楚。
便宜手表指针来到十点三十一分那会儿，表弟说：“有时候我甚至想，戴着走不准的表也够辛苦的，还不如没有的好。可不是故意弄丢的哟。”。他不再问大人要手表，那种玩意只会给他增添焦虑。

笔者知道，单是从以上给出的信息，就得出那番推测，的确是不够充分的，我也不希望读者就这么不带疑问地接受采纳之，所谓的解读，其实是一种发散性的开放的思维活动。我在前文建立了这么一种解读模型，它还需要在后面通过小说的其他片段来继续验证其是否走歪。
开向医院的公共汽车过来了，车型和“我”七年前坐过的那辆很不一样，它新了许多，里面贴了满满的本地广告，而且，车内还坐着四十来个统一穿着登山服装的老年人，明明这条路线并没有可以爬上去的山，这让“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坐错了车，思考各种导致现状与以往经验形成偏差的可能性。
这再一次证明“我”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们不一样。实际上“我”并没有上错车，只是因为车子的款式和以前的不一样了，、车里载了一批不该在这儿出现的老年人登山团体，“我”就开始“一直眼望窗外景致”、穿过通道走到驾驶席旁边“细瞧显示板上繁琐的线路图”，这才确定了这辆巴士就是“28”路公交，而表弟表现得更为紧张，他抓起“我”左手继续看手表时间，跟“我”同样眼望外面风景，还时不时察看“我”的脸色，不安地询问“这路车没错？”。表弟害怕自己回去后又要被大人批评自己“错”了，而“我”就算并不会太在意那些责骂，却也会抱着谨慎态度去核实有效信息把握好现状，而不是想都没想就说这条路老子以前走了无数次了还能有错？
“我”确认了自己没错，却还是不愿意轻易断言老人们错了，“纵使是老人，但也是像模像样的团体，一般很难设想会乘错公共汽车”，文中也没有再追究他们到底是去哪的，可我敢说，老人们就是坐错车子了。
村上如此描述他们：每个人胸前都用别针别着一个同样大小的蓝缎带。所有人都身穿便于运动的衣服，脚蹬运动鞋......个个面色红润，腰身笔直，精神矍铄......坐着的老人们只顾忘我地谈他们自己的事，谁都没有注意到我这一存在。隔着通道而坐的两个穿连衣裙的小个子老太太双脚抬离地板，打横伸向通道（挡到了“我”走回车尾的路线）......老人们个个具有绝不含糊的存在感，个个那么健康血色那么好那么晒得可观，个个整洁利落一副雷厉风行的派头，所以不能一把抓地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类似调门的什么，例如社会地位啦思考方法啦行动模式啦成长背景啦——便是这许多东西浑然一体形成的调门，而这调门就好像隐约的耳鸣控制着整个车厢。声音绝不至于令人不快，但终究异乎寻常。
这些老人从表面看上去每个都体态健康，穿着一致，好像再也正常不过。是不是觉得作者算是再夸他们？然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破绽出卖了他们：他们当中没有哪怕一个人提出过质疑：我们有没有坐错车？没有一个人看看车外面的风景，或者走到前面查查车内的线路图。他们理所当然地一起上了车，理所当然地沉浸于自己团体内部的健康话题，理所当然地无视了“我”和表弟的存在，或许以某个不知情旁观者的视角看，显得格格不入的反倒是没坐错车的“我们”。在他们的大脑思路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怀疑自己的选项。为什么要怀疑自己呢？看他们把身体调理得那么顶呱呱、他们的穿着装备那么“像模像样”，还能有什么事情值得怀疑呢？就算要怀疑，那也肯定是怀疑别人错了才对咯。这些表现和“我”跟表弟形成了巨大反差。老人们与我们坐着同一辆车，走在同一条道上，却压根就不是“一路人”。

网上有些读者提出过另一种解读，说那些老人是鬼魂，是幽灵。可能是因为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老人们如淡淡的影子围在他四周。但在他们眼里，说不定我们才是影子，我蓦然觉得。对他们来说，真正活着的是他们自己，我们则如幻影。”让他们如此想象了。
他们的解读模型或许能勉强解释老年人的奇怪之处，却无法融洽套用在表弟的PTSD心理上，其实村上春树是一位偏向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写过很多灵异现象，但并不是能简单地用“闹鬼”这类颇有点被用滥了的万金油设定来理解的。更合理的答案如我前面提出的推测所说，傲慢的大人总以自己为权威，眼里看不到不同于自己的下位者思想，而这车厢里的精神老者们又是一个例证。他们只能听得到自己认同的信息，听不到超过他们经验范围的东西。如此这般，读者不需要搬来不着边际的“闹鬼”论，也无碍于弄明白为何那些老人们与我们互相视对方为幻影。
在这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出结论阐述表弟间歇性耳聋的根本原因：文中表弟是一个容易过度共情别人的少年（表弟说过：假如我以外的什么人感到疼痛而又给我看见的话，那么我就会想象他人的疼痛——我想我会感到难受。不过，如此这般想象的痛和那个人真正体yan的痛还是有所不同的。倒是表达不好），同时，他从小到大都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接触到的大人尽是些满嘴输出刻板道理不愿认真倾听他理解他的“正常人”，长期的PUA让他变得害怕听别人说话，于是耳朵就真的开始聋了起来。

小说里提到，他母亲固执地认为儿子耳聋是一种神经性症状，当医生告诉她病因恐怕在于你们的家庭环境，她就跟医生吵了起来（不肯承认自己错了），马上又把儿子换到另一座医院里继续治耳朵。医生把好多玩意儿捅进耳朵里去，又tong又洗的。
然而什么用都没有，因为病根在于大人身上，并不在表弟身上。
“我”一开始被他热情客气出手大方的母亲所迷惑，也猜想是什么神经系统的病症引发了耳聋，还说了两句让表弟很郁闷的话，以下就对话展开分析。
公交车里，表弟描述以前的治疗会痛，而这次“要是和以前一个样，不可能治好的，对吧？”（他担忧这次又是白费力气，寻求“我”的认同。）
“那不一定。”我说，“偶然碰巧的时候也有的嘛。”（“我”并非专家，完全不了解病情，随口来了两句泛泛之谈。）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来？”表弟问。（难道你觉得是因为这是跟拔瓶塞一样，多拔几下就行了吗？）
我扫了一眼表弟，看不出是在挖苦我。
“面对的人换了，心情也跟着换的。治疗作业的一点点不同有时都有很大意义。轻易不要泄气。”我说。（我还是倒腾着毫无意义的鸡汤言论，给表弟打气，其实问题根本不在于表弟身上。）
“也不是泄气......”（表弟唯唯诺诺地表示kang议。）
“烦了？”
“算是吧。”表弟说，“还害怕，真的，怕痛。想象的痛要比实际的痛难以忍受，这个你可明白？”（因为老是让他去接受无谓的治疗，表弟除了遭受身体的疼痛，还要在医院里目睹其他病人的痛，从而与之共情产生想象的痛。）
“当然明白。”我说，“都是普通人嘛。”（又是一句敷衍的回答。）

就耳疾的话题，表弟在此回合明白了自己从“我”这儿也只能获得一些流于表面的答复，所以当他看病出来后，觉得应该关心他几句的“我”试着问“怎么样？”，他只给了一句“唔”作答。
“唔”意味着，这家医院的医生手段和其他医院没什么本质区别，无非是把吵驴换了只叫驴罢了，丝毫无益于他的病情，表弟真实想说的只有这个，但根据他丰富而扎实的被教育经历，这个回答只能给他招来大人们的否决和主题教育（估计相当于岛国版的“为你好”、“你不懂”、“要信大夫”三板斧配方），所以先“唔”一声再说了。表弟能作数的意见仅仅体现在他渴了要加一罐可乐这种小事上。
吃午饭时，表弟试换另一种避免直接面对对方否定答复的措辞来委婉表达感受。
“原因好像查不明白。”表弟说，“搞不清为什么听不见，说也没什么特别不正常的，查不出来。”（试探着说预感这次治疗起不到作用。）
“呃。”（我不作定论，继续听他说下去。）
“当然今天是头一次，只是大致做一下基础性检查，详细情况还什么都不清楚......不管怎样，治疗都像要拖下去。”（无奈表示以后还是得来，得常来。）
我点点头。
“医生那种人都一样，哪里的医院都一样。一有弄不明白的，就统统推给别人。查耳孔、照X光、测听力、做脑电图，结果要是找不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最后就一切怪我不好。既然耳朵没毛病，那么大约就是我这方面有毛病了——始终这个样子，千篇一律。所以大家都怪我。”（开始诉苦，大人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错的都是自己，话锋陡然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此处“我”没未发表什么居高临下的意见，只是问了句“可听不见是真的吧？”，表弟回应“当然是真的，不是说谎。”。对话没有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表弟明白“我”是个讲明理的长辈。
后面表弟就开始聊起他耳朵的症状，以及一部名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电影。电影里有一句点题的台词“没关系。阁下能够看见印第安人，说明其实没有印第安人。”，表弟问“我”是否明白怎么回事？
“我”接过台词，答曰：“任何人眼睛能见到的事是不那么紧要的——是这样的吧？”。
至此，表弟与“我”建立起新的精神默契，他总算无不释然地笑了。
电影这段台词暗示给我们的是：人们往往只会根据他们从表面所见的事物作出草率判断，善于忽略内在病灶，更不易看清自己身上的无意识行为模式可能招致毁灭后果，把责任推给一个一目了然的对象上，对潜在矛盾浑然不知而又怡然自得。

写到这儿，笔者一直没有提及小说标题“盲柳与睡女”，这是“我”读高中期间朋友的女友住院时编的故事，理解这则奇幻故事寓意的钥匙就在表弟这趟看病之行中，同时它也是强化“钥匙”正确性的副线佐证。
那年夏天，朋友拉着“我”跟他一起骑摩托到医院探望他女友，半路上朋友买了盒巧克力，只是气温实在是过于炎热，巧克力化得黏黏糊糊，还带着一股汗臭味儿——以上这些信息以及男同学后来去世这件事同时出现在《挪威的森林》与本小说，我暂且把它当作独立于《挪威的森林》的故事，继续往下看。
朋友的女友没有抱怨什么，但她在餐厅里吃了不少甜食（多要了可可和两个甜甜圈，仍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女生其实是用行动来告诉男友：我是需要吃甜食的，但你把一盒黏糊糊的巧克力送来，所以我只能去买其他甜食吃，你要是在乎我，不该表示一下吗？
“出院时要成猪了。”朋友说。（不在乎女友心理需求，根本提都没提毁了的巧克力，还嘲笑女友。）
“管它，康复期嘛。”她应道（找了借口结束对话。）
她在纸巾上画着小山和盲柳，盲柳以地下的黑暗当作营养，沾满盲柳花粉的小苍蝇从睡在房子里的女人耳朵钻入让她睡觉，吃掉她体内的肉。
尺寸细小到足以钻入耳朵的苍蝇吸取了黑暗的花粉，从内部毁灭着女人，而女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变化。此处隐喻对应着电影《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台词。表弟生活着的家庭环境正是生产“苍蝇”的元凶，“任何人都没觉察出它们的存在，它们的身体实在太小了，振翅声实在太低了。”。长此以往，表弟的“自我”也会被侵蚀得腐败不堪，永远醒不过来。
回到那张旁听了盲柳小故事的餐桌，这则小故事是女生释放的另一出悲伤信号，她期望男友能从中察觉到什么，可男友只会自作风趣地替苍蝇发出“吧唧吧唧”的啃食配音，这让他跟女生之间的心理隔阂猛然间仿佛一堵墙一样在空气里若隐若现。讽刺的是，他还插嘴打诨说那个爬上山岗看望女子的小伙子肯定是自己吧。笔者不免想象：听得此言的女友怕是气得胸腔里的肋骨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挪威的森林》诞生于1987年，比《盲柳与睡女》晚了几年，我更倾向于认为村上在《挪威的森林》里借用了此处一部分内容，但实际上两篇小说之间并无太大联系。

小说最后，表弟让“我”细看他右耳，耳朵的形状很好看，很难想象它有什么不正常之处，可悲的是，因为大人们的错误判断，没有错的漂亮耳朵被“以同一方式来回刮同一地方，真有点担心给刮坏了。都不像自己的耳朵了。”，野蛮生长者就如蛮横的盲柳散布着“苍蝇”，承担代价的却是正确的一方。
返回方向的另一辆公共汽车到站了，它正是“我”七年前似曾相识的那款老式“28”路公交车，它将载着我们回到熟悉的住处，重新面对悄无声息且贪婪的“苍蝇”们。
一九九五年夏天，村上春树为了参加神户和芦屋举办的朗诵会，对《盲柳与睡女》进行了修改，在篇幅上压缩到适合朗诵的字数。为何他不选择其他短文朗读呢？这需要结合当年年初爆发的特大灾害阪神地震来谈，大地震不仅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外在”的伤害，还留下了“内在”的心理方面的痛苦，作者用这样一篇稿子，就是想呼吁人们要多重视那些从外表上一眼看不到的问题，尤其警惕持着片面的一己之见扯着大旗肆意提供所谓的“帮助”，避免造成更深的伤害，人和人无法互相理解是很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不该急于擅自觉得自己理解了，而应首先投对方以尊重和倾听的诚意。
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