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或宰相，是秦汉以来对辅佐皇帝、统领百官、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一般称呼，也是明代以前，皇帝之下，权位最重之人。所谓位极人臣，是真正的一人之下。
尽管历代以来，丞相的具体名称有所不同，但这样一个职位从秦到元，一直没有废除。那么，为什么到了朱元璋手里，就被彻底终止了呢？
一个新的王朝建立，总要对前代灭亡的原因进行总结。在朱元璋看来，丞相制度是导致元代政局混乱，最终被颠覆的重要因素之一。元代虽然自忽必烈灭宋至元顺帝逃出大都，不足百年，但其间却有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泰定帝、天顺帝、元文宗、元明宗、元宁宗和元顺帝十一位皇帝，如元英宗、天顺帝等多位皇帝在位不过一二年，政局之动荡，可见一斑。在这些元代帝王的非正常更迭中，往往都有相权的身影。

就以失去天下的元顺帝为例，元顺帝是元明宗长子，但其与元明宗之间，却隔了元文宗与元宁宗两任皇帝，其即位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元顺帝继位时年仅十三岁，朝政掌握在权相伯颜手中。此时朝中，除了右丞相伯颜，还有左丞相撒敦，后来伯颜清除了撒敦一系的势力，真正独霸朝政。《元史》言其“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伯颜不仅独霸朝政，且倒行逆施，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到至元六年（1340）二月，在元顺帝继位的第七年，他终于杀死伯颜，但天下大势已经难以挽回。
元代相权过重的教训尤在眼前，为了让朱家王朝永远存续下去，朱元璋势必要除去这个君权路上的绊脚石。朱元璋早就总结过：“元氏混乱，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服下移。”因此，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洪武十一年（1378），也就是诛杀胡惟庸的前两年，朱元璋再次提出：
“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
可见，已然有废除丞相之意。

这下，别说子孙，子孙的大臣也不敢提设立丞相之事了。至此，丞相制度在中国结束了。
可是，丞相废除了，那原来丞相干的活儿谁来干呢？
朱元璋的想法很简单，他自己就能干丞相的活儿。
所谓丞相，也就是百官之长，那六部官员直接向我汇报不就行了？因此他在洪武十三年（1380）谕群臣：
“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
朱元璋的众卿家自然不敢说半个不字，不然自己怕是要下去与胡丞相作伴了。

可是，朱元璋忽略了一个事实，既然从秦始皇开始，丞相就对皇帝有着莫大的威胁，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不废了他们呢？
那是因为，做皇帝，实在是个辛苦活。
当没有丞相的皇帝有多辛苦，可以拿班主任做一个不太恰当，但比较形象的比喻。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相当于卫生委员，体育委员，音乐委员所有的事情都要由班主任来决定，例如什么时候大扫除，课间操什么队列，午间休息结束后唱什么歌。除此以外，类似纪律委员还得来找你，今天多少人违反了班规，怎么处罚，都要班主任拍板才行，要是寄宿制学校，晚上宿舍里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也得找班主任，一天24小时都处在待机的状态中，不得休息。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需要的是一个班长和几个副班长，而这些班长们，本质上是一个秘书班子，他们没有超脱学生的身份，但却能帮助老师处理班级事务，更不可能只手遮天。
而明代帝王们，则推出了内阁制度。

即使是朱元璋自己，在废除丞相制度之后，也感受到了劳累，发出了“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的感慨，于是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顾问，协助处理政务。明代大学士为仿照宋代设置，以殿阁为名，初设华盖、文华、武英三殿及东阁、文渊阁二阁大学士。大学士以所系殿阁衔为正式官名，因其在宫城内的内阁中办事，通称内阁大学士。
洪武时期的大学士，即使作为顾问，其权力也是有限的，官阶仅有五品。朱棣即位后，虽然不敢恢复丞相制度，但还是通过加强大学士的权力，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了内阁大学士的职权。明宣宗即位后，则正式确立了内阁的辅臣地位。
那么，内阁大学士与丞相究竟有何差别呢？

《中国官制大辞典》“内阁大学士”条下有这么一句内容：“由于实权甚重，其加官常至一品，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但两者在职权上，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一般而言，丞相有“佐天子，平庶政，总百官”三大特征。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决策权，丞相是能够绕开皇帝，对政事下达决定的。然而，内阁大学士虽然权力有逐步加深的趋势，但是在决策权上，绝大部分的内阁大学士，即使是内阁首辅，也不具备这样的权力。明末清初的官员孙承泽曾言：“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拟而不身出与事。”
内阁的权力，体现在“票拟”上。
《明史·宰辅年表》言：“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所谓“票拟”，简而言之就是文书制度的一种。从宣德年间开始，明政府处理的重要政务，由内阁辅臣先行拟定办法，并拟定批答之辞，用墨书写于票签上，进呈皇帝，皇帝则用朱笔进行批复。而票拟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分别是皇帝起草的诏书，即视草；还有就是对于诸司奏启的批答。

票拟制度成于正统初年。宣德帝英年早逝，其子朱祁镇即位时不过九岁，政务由孙太后与著名的“三杨内阁”掌政，因此才有此项制度。所以，内阁的核心权力，并非是决策，而是建议。建议与决策并非不能对等，但是对等的条件较为苛刻，只要皇帝不同意，建议终将是建议。就从制度而言，内阁班子对于皇权是非常有用的，他们要干丞相的活，却没有丞相的权。
但是随着内阁事务的不断增加，内阁班子也需要自己的领头人，也就是首辅。首辅的出现更晚，一般认为，天顺、成化年间的李贤是明代第一位首辅。原本首辅最大的权力，就是主导票拟。但在实践过程中，首辅的权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票拟，而是开始插手诸司事务。明世宗时期，朱厚熜以藩王入京即位，通过“大礼议”事件树立了自身的权威，为了更好的控制朝政，他不断扶植忠于自己的内阁首辅，并扩大他们的权力。具体表现，就是内阁大臣，尤其是首辅，不再只是单纯的殿阁大学士，而是可以参与到六部以及都察院等诸司的实际事务中。
嘉靖六年（1527）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兼掌都察院事。自此之后，内阁首辅权力愈来愈大，从嘉靖时期的夏言、严嵩、到隆庆时期的高拱，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甚至做到了只手遮天。从表面看，确实是与真宰相无异了，这显然不是内阁制度的初衷。而明代帝王，也早就对其进行了防范。上述的这些颇具权力的内阁首辅，其覆灭往往也是一瞬之间的事。

为了制衡内阁，明代推出了两重保险。
第一重保险，就是票拟权的依附性。前面已经提过，票拟本质上是一种建议权，它是依附于皇权的，这是明代内阁票拟的基本属性。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草拟诏书、还是自下而上的批答，均得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产生效力，并且只能以皇帝的名义下达诸司。而且，皇帝还可以通过“留中”“中旨内批”和“改定”三种方式绕开内阁。
“留中”，即留于禁中不答不议。指皇帝将臣下章奏留在宫中。或存档备查，或暂缓批答交议；大臣亦借此陈述机密。这样一来，政务不经过内阁，变相剥夺了内阁的票拟权。明代诸帝中，万历帝在晚年就“百凡奏请，一切留中。”以此消极对抗群臣。
“中旨”与“内批”。中旨，指的是诏令，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或司礼监代笔，下达诸司，与之相对应的“内批”，是诸司官员，绕开内阁，直接将事务上呈皇帝，由其决定。
“改定”，也就是直接修改票拟的内容。

不过，对于世人而言，对内阁最大的制衡，也是原本相权中决策权的继承者，是司礼监。是明代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衙门。这就是第二重保险。
明代历史上，喊得出名字的大宦官，如王振、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在洪武到宣德年间，司礼监并不起眼，毕竟朱元璋留下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太监不敢造次。洪武年间的司礼监，主要负责掌管宫廷内的一切礼仪，如重大节日命妇朝贺的位次。同时还要纠察宫内宦官中违犯礼法的行为。但是到了宣德以后，为了制约内阁，司礼监的地位骤然提升。正统初年，在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司礼监太监也拥有了批红权。不仅如此，司礼监还掌握了独自的特务机关——东厂，甚至镇守太监的选派、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等大权都集中于司礼监。司礼监已成为一个以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为首，领导所有宦官衙门，并能与内阁、六部、都察院分庭抗礼的权力机构。司礼监掌印太监被称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作为皇帝的亲信，掌握了批红权的司礼监，其权力甚至要大于内阁。
内阁与司礼监内外相衡，共同完成了对相权的分割与继承。
这个时候，内阁和司礼监，要想一家独大，必然要实现对两个部门的统领。万历初期的张居正，能够大权独揽，厉行改革，一度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中，其背景除了万历帝年幼，李太后支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冯保，是其政治上的盟友。而魏忠贤，则是将内阁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其听命自己。

但不论内阁还是司礼监，都不会GCHD，皇帝始终姓朱，从这个角度看，朱元璋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只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固然加强了皇权，相权再也不能威胁皇帝的废立，但也加剧了明代的政治斗争。最终大明王朝在严重的内耗之中，逐渐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