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会员制俱乐部，究竟应该怎么搞？（节选）
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的诞生与发展历程，已经被国内许多球迷所关注和熟知：这家俱乐部依靠着球迷的力量，让陕西职业足球完成了涅槃重生，同时也在中国足坛进行了“会员制俱乐部”的可行性探索。
由于所处环境有差异，这家中国式的会员制俱乐部，与欧洲会员制俱乐部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越来越多的球迷提出了同一个问题：
陕西队的会员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多特式股东制？巴萨式会员制？都不是
在欧洲，诸如多特蒙德、本菲卡、波尔图等足球俱乐部都由上市公司运营。他们的球迷只要购买相应的上市公司股票，就能够成为其股东，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之中。而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不是上市公司，陕西长安联合也不例外。因此，陕西球迷并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参与俱乐部的治理。
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还有另外一个组织模式，就是诸如皇马、巴萨、拜仁等俱乐部所采取的会员制。这些俱乐部的模式并不像一家公司或者企业，而是更像一个社会团体。在这种模式下，俱乐部的会员缴纳会费，并且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参与俱乐部的重大决策，例如选举俱乐部高层。
有一些球迷，把陕西长安联合采取的会员制和这种模式相比。但其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换句话说，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股东最多只能有49个人。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会涉嫌非法集资。这就决定了：陕西长安联合即使有一万名会员为俱乐部出资，也并不意味着俱乐部有了一万名股东。既然不是股东，他们也就没法参与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治理和决策。
而陕西长安联合的口号“人民球队为人民”，其目的就是要让陕西球迷在为俱乐部出资的同时，参与到俱乐部的治理当中来。所以，中国式会员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球迷会员不作为俱乐部股东的前提下还能够参与俱乐部的决策。
用慈善形式实现会员制
其实，即使是陕西长安联合俱乐部的相关人士，以及参与到会员制建立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自己把这件事完全搞清楚了。所以，在球迷会员大会召开的三天前，长安联合俱乐部先开了一个“小会”。这次“小会”召集了社会各界人士和球迷代表，与俱乐部管理层一起进行专题研讨，讨论如何让球迷群体通过公益的方式参与足球事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探讨如何在法律框架之内，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会员制的足球俱乐部。
在研讨会上，长安联合俱乐部请来了非营利事业与社会责任专家田菁来解读这个问题。田菁说：“中国俱乐部的私有性，意味着大家所关爱的每一家足球俱乐部，实际上都在私有域里。打破这种私有域，才是构建人民球队的第一步。”
而对于私有域所对应的“公有域”足球俱乐部，王菁的解读是：“行政机关利用税收，支持一些足球俱乐部；民政机关批准了一些非营利的、做青训的、进行场地运营的足球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天然在公有域里，是群众天然共享的。但是，球迷也无法参与它的运营管理。而长安联合所采取的方案，是引入社会组织，对俱乐部进行持股，作为接受社会捐赠的一个承接主体。”
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在成立之初，由俱乐部创始人张威100%持股，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家完全私有的俱乐部。虽然那时俱乐部通过售卖“会员资格”的方式募集资金，但其本质是球迷花钱向俱乐部购买相应的服务，还不算是真正的会员制俱乐部。例如，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分为普通会员、联合会员、参议会员等几个档位，每个档位所付出的会费和权益各不相同。参议会员虽然有权参与俱乐部的会议，并向俱乐部提出动议，但他们在重大事项上并没有实际的决策权。
后来，秦英体育入主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持股65%，成为了俱乐部大股东。张威也从俱乐部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其职务由黄盛华接替。这个时候，有一些球迷认为，陕西足球的“会员制已死”，又走到了其他私有制俱乐部的老路上。但实际上，这次股权的变更并不意味着长安联合放弃了中国式会员制的探索，反而是在更进一步。
此时的张威保留了35%的俱乐部股权。但这35%的股权，是他暂时代替球迷所持有的。按照张威的计划，接下来将成立一个NGO组织（非营利组织），届时他将把这35%的股份无偿捐赠给这个组织，之后该组织将以慈善的方式向球迷募集资金，这就是中国式会员制的延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因此，这个NGO组织在成立以后，得来的资金必须全部用于俱乐部发展，不能进行股东分红。此外，该组织虽然只持有35%的俱乐部股份，但在俱乐部的重大事项上拥有一票否决权。而这一票，必须代表球迷的意志。也就是说，球迷可以通过支持慈善的方式进行捐款，并借助这个NGO组织对俱乐部的治理、决策进行参与，充分保障球迷在俱乐部当中的话语权。一位参与研讨会的代表
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的诞生与发展历程，已经被国内许多球迷所关注和熟知：这家俱乐部依靠着球迷的力量，让陕西职业足球完成了涅槃重生，同时也在中国足坛进行了“会员制俱乐部”的可行性探索。
由于所处环境有差异，这家中国式的会员制俱乐部，与欧洲会员制俱乐部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越来越多的球迷提出了同一个问题：
陕西队的会员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多特式股东制？巴萨式会员制？都不是
在欧洲，诸如多特蒙德、本菲卡、波尔图等足球俱乐部都由上市公司运营。他们的球迷只要购买相应的上市公司股票，就能够成为其股东，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之中。而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不是上市公司，陕西长安联合也不例外。因此，陕西球迷并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参与俱乐部的治理。
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还有另外一个组织模式，就是诸如皇马、巴萨、拜仁等俱乐部所采取的会员制。这些俱乐部的模式并不像一家公司或者企业，而是更像一个社会团体。在这种模式下，俱乐部的会员缴纳会费，并且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参与俱乐部的重大决策，例如选举俱乐部高层。
有一些球迷，把陕西长安联合采取的会员制和这种模式相比。但其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换句话说，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股东最多只能有49个人。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会涉嫌非法集资。这就决定了：陕西长安联合即使有一万名会员为俱乐部出资，也并不意味着俱乐部有了一万名股东。既然不是股东，他们也就没法参与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治理和决策。
而陕西长安联合的口号“人民球队为人民”，其目的就是要让陕西球迷在为俱乐部出资的同时，参与到俱乐部的治理当中来。所以，中国式会员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球迷会员不作为俱乐部股东的前提下还能够参与俱乐部的决策。
用慈善形式实现会员制
其实，即使是陕西长安联合俱乐部的相关人士，以及参与到会员制建立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自己把这件事完全搞清楚了。所以，在球迷会员大会召开的三天前，长安联合俱乐部先开了一个“小会”。这次“小会”召集了社会各界人士和球迷代表，与俱乐部管理层一起进行专题研讨，讨论如何让球迷群体通过公益的方式参与足球事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探讨如何在法律框架之内，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会员制的足球俱乐部。
在研讨会上，长安联合俱乐部请来了非营利事业与社会责任专家田菁来解读这个问题。田菁说：“中国俱乐部的私有性，意味着大家所关爱的每一家足球俱乐部，实际上都在私有域里。打破这种私有域，才是构建人民球队的第一步。”
而对于私有域所对应的“公有域”足球俱乐部，王菁的解读是：“行政机关利用税收，支持一些足球俱乐部；民政机关批准了一些非营利的、做青训的、进行场地运营的足球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天然在公有域里，是群众天然共享的。但是，球迷也无法参与它的运营管理。而长安联合所采取的方案，是引入社会组织，对俱乐部进行持股，作为接受社会捐赠的一个承接主体。”
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在成立之初，由俱乐部创始人张威100%持股，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家完全私有的俱乐部。虽然那时俱乐部通过售卖“会员资格”的方式募集资金，但其本质是球迷花钱向俱乐部购买相应的服务，还不算是真正的会员制俱乐部。例如，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分为普通会员、联合会员、参议会员等几个档位，每个档位所付出的会费和权益各不相同。参议会员虽然有权参与俱乐部的会议，并向俱乐部提出动议，但他们在重大事项上并没有实际的决策权。
后来，秦英体育入主陕西长安联合足球俱乐部，持股65%，成为了俱乐部大股东。张威也从俱乐部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其职务由黄盛华接替。这个时候，有一些球迷认为，陕西足球的“会员制已死”，又走到了其他私有制俱乐部的老路上。但实际上，这次股权的变更并不意味着长安联合放弃了中国式会员制的探索，反而是在更进一步。
此时的张威保留了35%的俱乐部股权。但这35%的股权，是他暂时代替球迷所持有的。按照张威的计划，接下来将成立一个NGO组织（非营利组织），届时他将把这35%的股份无偿捐赠给这个组织，之后该组织将以慈善的方式向球迷募集资金，这就是中国式会员制的延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因此，这个NGO组织在成立以后，得来的资金必须全部用于俱乐部发展，不能进行股东分红。此外，该组织虽然只持有35%的俱乐部股份，但在俱乐部的重大事项上拥有一票否决权。而这一票，必须代表球迷的意志。也就是说，球迷可以通过支持慈善的方式进行捐款，并借助这个NGO组织对俱乐部的治理、决策进行参与，充分保障球迷在俱乐部当中的话语权。一位参与研讨会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