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清平乐》《大宋宫词》等以宋朝历史为背景的影视剧热播，一波“宋朝热”辐射到文创、图书、展览与服装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唐宋变革论”来概括唐宋这段历史时期的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陈寅恪对有宋一代思想文化气象也评价甚高，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我们高度赞扬宋朝的文化与艺术的繁荣、审美品位之高，也无法忽视较之前后几个大一统王朝，赵宋王朝在版图、外交、国防等方面的积弱。不同视角观察宋朝，会得出不一样的评价，但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其繁荣活跃的人文风雅。那么，这个时代到底有多风雅？作为这个时代主要创作群体的士人，其创造活力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在现实与理想、生活与文艺之间寻求俗与雅的平衡？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在线举行的第二场高端讲座上，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以“宋代士人生活与文艺实践”为题，分享了她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院扬之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雅特聘教授李松、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同屏对话。下面内容为现场实录辑要。
讲座｜邓小南：宋代士人生活和文艺实践
题目中的“士人”，实际上主要是读书人，其中很多已经进入了那个时期的文官队伍。说到“文艺”，是就广义而言，不仅仅是指文学和艺术，包括六艺，实际上也包括相关的文化风格和艺术风采。
大家都清楚，对于宋朝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从这些观察角度出发，也有非常不一样的评价，不一样的感觉。有的会说“我们为什么爱宋朝”，有的会从所谓“积贫积弱”这些方面对宋代历史进行强烈的批评和反思。宋代历史本身确实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现象，比方说，它经济文化的繁荣辉煌和它的末日苍凉就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应该说，宋代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这些方面在当时是领先于世界的，但当时它周边受到了很强烈的挤压，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而它的战略格局和政策应对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今天要讲的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天下大势分为南北；二、士人交游空间与文化活力；三、大俗大雅：士人的文艺实践。

（一）时代背景：天下大势分为南北
有宋一代的960—1279年，处于中国历史上大约2000年帝制时期的中段。宋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在它的北边，北方民族建立的辽、夏、金、蒙古等政权先后与它并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
宋代疆域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中最为狭小的。广义上的宋代历史，应该讲宋所处时代的历史，而不只是一个单一政权的历史。以往观察古代中国历史，多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觉得北方民族处在非常边缘的地带。但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从亚欧大陆板块的意义上去观察10至13世纪这种南北对峙的历史，我们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以往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在中间地带，即亚欧两个大陆板块衔接地带。像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
可以说宋朝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两宋前后三百年，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到了南宋更是这样，华北地区已被女真民族建立的金所占领，南宋基本偏处于东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一方面，面对劲敌，宋朝的的国势、军事力量，确实称不上强劲；但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内在的坚韧，创新和因循并存，面对严峻的挑战，也有一些突出的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就。在忧患之中，两宋三百年间顽强执着的“生”和持续久远的“长”，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深远。当时涌现出一些脊梁人物和民众，靠他们的坚韧努力和奋斗撑起了两宋这片天，使得这个疆域内部不短的时间里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正是有了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才可能有士人的发展空间和张扬的文化活力。
（二）士人的交游空间和当时的文化活力
就内政而言，有学者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代更接近于儒家的治世理想。赵宋取代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而立国，根基比较薄弱，面对长期动荡的局面，他们吸收前代教训，形成了一种相对比较理性开明的开国基调。
从中唐到宋，经历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变迁。陈来老师对其变迁特点曾有一个概括，认为这段时间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我觉得这种概括非常有道理。“化”实际指的都是进行时，是趋势而不是完成。“平民化”可能是指在这样一个阶段，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更受社会关注。“世俗化”可能是相对于宗教化、神秘化而言的，更关注现实生活的需求和表象，世俗取向变得越来越强烈。“人文化”可能指更关注个人的意愿、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人的发展和人的尊严。这样的趋势，从中唐一直到两宋三百年应该说呈现得比较清晰。对这个过程的认识，既关系到唐代历史和宋代历史的基本定位，也关系到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走势的基本把握。
我们现在说到士人的成长和士人文化修养的形成，其实都离不开他们生活的整体环境，这跟当时的时代特质相关，也跟士人们所处的人际网络相关。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代及唐代前期，社会网络结成的依据基本是两条：婚宦，门第。
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谈到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有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证。从中唐到宋代，家世的背景在逐渐淡化，士人的活动空间也更加开放。宋代有很多类型的关系网络，其结成的动因、结成的方式都跟以前不完全一样。比方说同族、同乡、同学、同僚、同道、同好等等，都可能会结成一些关系圈。一类属于先赋的、与生俱来的关系圈，比如同族、同乡；而另外一些关系网络，像同僚、同道、同好，实际上是当时的人自我经营得来的。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柏文莉教授在《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一书中，着重讲了宋代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从中唐以来，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出道的士人们，往往缺乏稳定的家世背景，他们的前途不能靠家世来维持，而要靠个人经营和相互之间的扶持。所以彼此之间的交集和往来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像范质，在后周就做宰相，到宋太祖时期还做过若干年宰相。他说“举世重交游”，大家非常注重彼此之间交游交往的关系，甚至于“拟结金兰契”。

到了南宋，朱熹也说朋友的意义在人伦关系中特别重要，（“朋友之于人伦，所关至重。”）。我们随机列出一些《酬唱集》《唱和集》，比如杨亿的《西昆酬唱集》，昭庆寺编《西湖莲社集》，邓忠臣的《同文馆唱和诗》，欧阳修的《礼部唱和诗集》，苏轼等的《汝阴唱和集》，邵浩编《坡门酬唱集》，王十朋《楚东酬唱集》，当时这一类的诗文集相当普遍。

另外，在退休或寄居的官员以及地方性的士人之间，常有“真率会”、“耆英会”、“同乡会”、“同年会”、“五老会”、“九老会”、“十老会”等等。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成为彼此支撑的一种方式。宋真宗时期著名文学家杨亿，在给宋白的《唱和集》作序时说：“视草之暇，含毫靡倦；形于风什，传于僚友；同声相应，发言成章。”他们这些人除了为公务起草文书等日常工作之外，也会有各类的文学创作，作品会在僚友之间相互传递，共同欣赏，往复唱和。这种“同声相应”其实就是士人结成关系圈、文化圈的方式。
《西园雅集图》，据说在北宋时候由李公麟画过一幅，但后来失传了。这幅图描绘的是北宋中期一些文人墨客到驸马王诜的宅邸里聚会，在西园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里，他们彼此有即兴创作，诗文唱和，泼墨挥毫，品鉴议论，交流欢畅，身心愉悦。其实这样的情况不仅仅限于西园。文彦博《洛中同甲会》写道：“清谈亹亹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可见雅集在其他地方也有。我们都知道图卷毕竟不是照片，或许不是一时一地的真实景象，而是一种情境的荟萃。像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里所说，图卷想呈现的其实就是一种“林下风味”的没有尘埃之气的景象。这一类彼此交游的情况，不仅仅在图卷里或者文人的诗作文集里能看到，像桂林龙隐岩的摩崖石刻，大量都是宋代的，我们会看到一些被贬谪到广西一带的文臣们，在山水林泉之间结伴而行，这也是他们建立士人网络的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达到了创作的高峰。宋词有婉约词，比方说以柳永为代表的；也有豪放词，像苏轼、辛弃疾，他们不仅能做婉约词，也能做豪放词，而且同一个词人既有清雅的作品，也会反映俚俗的世态。在这些文学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雅俗并存的态势。
宋代一些重要的文学家已经意识到雅俗兼备的重要性。比如苏轼，他在给柳宗元的诗写后记时就说，诗里面总是要用典，但怎么样才能让人耳目一新呢？他说应该“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这样才能创作出上乘作品。
黄庭坚跟苏轼关系很密切，他也提出过“以俗为雅”的说法：“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黄庭坚《书缯卷后》）。就文学创作而言，他的说法跟苏轼非常接近，一个好的文学作品要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呢？他说：“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此诗人之奇也。”
以黄庭坚自己的诗作为例，《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这是黄庭坚在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所题六言诗之后作的。王安石的诗作感慨世事变化，几年后黄庭坚来到此地，看到王安石这首诗。苏轼、黄庭坚对王安石的改革路数并不赞成，在政治见解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黄庭坚这首诗有接续王安石的思考。前面的两句描绘风雨骤来的场景，后两句是他自己的思考，说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某个复杂的问题，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两句话可以说是通过平淡习常的表述方式体现他的深邃思考。
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像李白《望庐山瀑布》与苏轼《题西林寺壁》，都是咏庐山的，两首诗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风格很不一样。李白的诗让人感觉到一泻千里的豪迈情怀，我们面对雄山大川时，面对瀑布时，这首诗喷薄欲出；而苏轼这首诗，遣词造句平平淡淡，可当我们碰到任何问题时都会想起。又如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和《桂源铺》，遣词造句也很平常，读起来流畅自然。但在这样的流畅自然里，他用简朴的世俗语言表达出深刻的哲理。前一首诗，我记得前几年“两会”的时候，教育部发言人曾经引用过，他当时说教育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像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后面这首《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先生曾经说这首诗是他最喜欢的，曾经抄了这首诗送给被蒋介石关在监狱里的雷震，给他过65岁生日。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里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在这个方面，宋人作诗走出了自己的路。宋人诗作中的立意深远，往往通过习俗的语言、平淡的叙述表达出来。就像南宋刘克庄所说，“若意义高古，虽用俗字亦雅，陈字亦新，闲字亦警。”这让我们看到俗和雅、陈和新、闲和警之间既对立矛盾又相互关联的关系，也让我们看到宋人对于哲理意趣的追求方式。
宋代士人的书画，也可以看到其中所寄寓的内心情怀，作品表达出意态无穷的景象。像苏轼曾经讲他的书法，“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东坡书法的着重点在于“意造”，出于心境、意象，体现着他的创造力，而“无法”则表达了他对于书法规矩的态度，他认为要有个性化的创新。宋人书法的个性化表达比较突出，所谓的“点画信手烦推求”，“信手”就是表达一种随意的、真实的情感寄托，一种很自然很直接的心境流露。

苏轼也曾经讲到诗、书、画三者之间的关联，“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之所以诗、书、画这样看上去不完全相同的艺术形式能够有密切关联，关联的枢纽还是士人的心境。我们现在看《寒食帖》，会感受到那种内在的雄放酣畅、甚至于长哭当歌的感觉。
又比如王诜的《烟江叠嶂图》。像王诜这类士人并不是职业画家，作品也比不上专业的绘画大师。这些画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士人的业余消遣，但正因为如此，可能更直接体现着他的襟怀、心境和气象。黄庭坚曾经说：“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当时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作是“寄情”于山水的，“图画”呈现的是士人心目中的“江山”。
当然那时候也有《清明上河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市井风俗画卷。但同样是很高明的画家，在不同的时代，描绘同样的主题，强调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张择端笔下体现的尽管是喧哗街市，还是以相对纯朴的色调透出比较古雅的感觉，而明清画家的仿作，则更着意于用浓艳色彩渲染热闹与繁华。我们还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的一些人物雕塑，唐人喜好的题材形象和宋人并不完全一样。唐代形象通常绚丽、雍容华美，到宋代相对来说转向沉稳淡泊，也透露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向，对于普通民众劳作中的形象有更多的关注和呈现。

宋代士人的心态相对来说比较稳健成熟，艺术趣味也是平淡自然、别有韵致，比较深沉内敛，不事雕琢。很多老师会说“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我们不仅看到像梁楷这样的“减笔”写意画作，赵孟頫也说他的画作看上去“似乎简率”。不光是画作中有平淡天真的韵味，很多器具特别是宋瓷也有这样的特点。宋瓷一般来说是单色釉的，釉色单一更让人感觉到它的纯净，温润优雅，余韵无穷。当然，跟隽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另外一些面向大众的器物，上面有的描绘世俗画面，也有“招财进宝”之类的字样。俗和雅并存融通，生动地体现了贯通两宋的这种文化风情。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是这些画卷、器具，当时士人认为国家的治理，所谓“王者之治”也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也就是说在简和详、约和博之间，其实是有一种辩证关系。这种整体上的简约感、崇尚自然的韵味，实际上是渗透在很多方面的。

宋代市井作品里渗透着书卷气，文人的作品中也关注市井田园的生活。另外，从艺术品味来说也是多元的：一方面有“雅骚之趣”，另一方面也有“郑卫之声”；绘画的名家大师、士人画家和民间艺人，他们丰富的画作呈现出多峰并峙的状态。
总的来说，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文艺实践是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理念和框架下进行的。《论语》里孔子就有很清晰的表述，这四者是整体性的、相辅相依的存在状态。“志于道”是要以大道作为志向；“据于德”是要以道德作为行事依据；“依于仁”是说我们在世间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仁义的原则或标准；而“游于艺”中的“游”，我觉得主要指涵泳、遨游，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沉潜的意思。我们今天讲的“大俗大雅”，正是体现在“游于艺”的过程里，体现出宋代士人的审美实践和他们开放豁朗的整体性的艺术追求。我觉得可以认为“游于艺”是宋代士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交游方式，也是他们个人的一种修养方式。“游于艺”的实践性很强，体现着士人的文化涵养和人生境界。

【邓小南】我觉得政治宽松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作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朝廷的政治是非常压抑或者相对宽松，这个很重要。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一个原因。
说到宋代“思想深刻”，这肯定是有积累的，从魏晋隋唐以来，包括佛教传入中土，并逐渐地中土化，渗透到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系统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既有的一些思想体系。季羡林先生曾经说，在唐代，儒学家反对佛教的意识是很一致的，但是反对佛教的思想是很浮浅的。唐代宗教气息比较浓厚，印刷术的直接推动者，不是学校，不是书院，而是寺院。这样一种风尚，一方面吸引了很多的文人士人追随佛教，另外也使得一些文人士人去吸收佛教中一些比较精奥的道理，然后对佛教提出回应与挑战。这种情况经中唐以后，到宋代，我们看到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空间，应该说已经与唐代的前期非常不同了，从那种比较拘泥于诠释的风格，慢慢走向追求义理，而追求义理包括心性的一些概念是直接从佛教带过来的。当然文学、语言也都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说到思想的丰富和深刻，肯定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朝廷政策的原因，包括像科举制度；包括当时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一些出身清寒的孩子才能去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有更多的人去钻研学问、以学术为自己的志向。这些大环境其实都是有关系的。一个时代思想人文的活跃度，既跟它的政权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是经历了长时期的积累、或者冲突摩擦而整合升华的过程。
【提问二】现在一些大众读物或者影视剧对宋朝表现出非常大的好感，比方说发达的经济，开明的政治，精致的生活等等，这个时代的文化活力与外来文明有多大关系？
【邓小南】这个问题提得不错，但是前提有点问题。我们对一个时代的看法，不能从大众读物和影视剧出发，而要从那个时代实实在在留给我们的东西，包括文献上的记载，包括各类遗存，包括考古发掘出来的当时的一些东西，从这些实在的材料出发来看待。那么，从这些实在的材料出发，我们的确会看到（宋代）当时经济是比较发展的，政治也是比较开明的。这些和外来的文明是不是有关系呢？我想肯定是有关系的，但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跟魏晋、唐代都有一些不同。
我觉得文化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物质文化，一个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比如说宗教，包括佛教文化，包括当时的道教——在唐代曾经被奉为国教——也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其实这些宗教，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一些学说，这样的一些宗教学说融合到传统的儒学，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学”，而这个新儒学并没有新的儒学经典出现，它就是对既有的儒学经典的一种再解释、新解释。为什么会有新的解释？其实和佛教带来的精神文化刺激是有关系的。
文化活力的另一个方面——物质文化也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开始说过的，当时很多北方民族都带来了外来的文明，这些北方民族活跃在欧亚大陆的衔接地带，他们是东西交通大道上往返沟通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会看到，比方说契丹人、女真人，他们的服饰、生活方式，对中原地区都是有影响的，一些物种也是通过他们介绍到内地来的。所以这个时期的发展跟外来文明肯定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精神文明是一个融汇整合的过程，新儒家的出现就是整合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它的一个表征。
【提问三】有观点认为两宋以后士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尚武传统没落，阳刚之气萎缩了，这是不是也跟文人政治有关？
【邓小南】我们不能说它跟文人政治没有关系，它肯定是有关系的，但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国家的战略方针是什么？两宋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当时的朝廷在应对方式和战略整体格局上，其实是有很严重的问题。这样一种严重的问题，导致了当时社会上某一些传统精神的没落，也导致了它国势的不振，我觉得不能由士人群体来负这个责任。不是说跟士人群体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主要责任我觉得和国家整体的战略方针、整体的制度设计有关系，不能把这类问题完全归咎于当时的士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