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一种编年体史书，它是古代中国官方按照年月日编次，以记录帝王言行和朝廷大事的著作。在上古时期，中国人就形成了持续系统的记史求真理念，推崇“君举必书”，希望记录帝王的一言一行。《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正是这种如实记录帝王一切的理念，推动了日后起居注的诞生。
汉代时，朝廷各个机构都记载历史，而且要加以汇总整理。这些记载以编年形式，记录了皇帝事迹和朝廷运转，被称为“著纪”（“著记”“注记”）。这种文献已具备了起居注的某些特点。东汉时，正式出现了起居注。荀悦曾说：
“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记内事。”
可见，《起居注》诞生之初，只记录后宫日常起居，并不涉及朝政运转，以致有人怀疑最初只是宫中女史、内史所记。

起居注的制度化开始于魏晋时代。晋惠帝曾在元康二年（292）于秘书省设置著作郎、佐著作郎。著作郎的任务是掌“起居集注”，将各种重要公文整理汇编，使之成为系统有序的官修史书。自此，起居注成为法定官修文献。更大的转折发生在北魏孝文帝时。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制定了起居注规制，并设置左右史官。此时起居注官的职责是随侍皇帝左右，记录其一言一行。特别是北朝少数民族政权还确立了“天子不观起居注”的传统，这对于起居注如实直书，具有重要意义。
隋唐时期，起居注制度更加完善。《旧唐书·职官志》称：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
也就是说，起居注不仅要记录君主言行，策命、章奏、封拜、薨免一系列国家政务，也都要逐日记载，不得缺失。另外，天子朝会时，起居郎居于左，起居舍人居于右，议政内容均要当堂记录。每一季度，修好的《起居注》要移交国史纂修机构，以备国史修纂。

唐代以后，起居注命途多舛。先是在宋代，“天子不观起居注”的原则被打破，元明两代，起居注时兴时废。清康熙时才恢复。然而，雍正朝开始，起居注除记述皇帝生活外，不再直接记录朝堂议政，而是抄录谕旨、诏令、章奏充数，早已不复当年“君举必书”的理想。
那么，起居注都要写什么东西呢？
康熙二十六年（1688）底，孝庄太皇太后病重，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起居注》记道：
上在慈宁宫侍疾。辰时，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觉罗勒德洪、明珠、王熙、余国柱、李之芳，学士齐色、额尔黑图、卢琦、觉罗舜拜、多奇、翁叔元、凯音布、赵山、石文桂以折本请旨：吏部题提督顺天学院李应廌报满回署。上曰：“李应廌提督学务甚善，着再留差一次，整饬学政。”毕，仍诣慈宁宫。本日起居注官库勒纳、高裔。
可见，当日，康熙帝先在慈宁宫侍候孝庄，然后在乾清门听政，处理大小官员所提机务。完毕后，又回慈宁宫侍疾。

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会失望，我们要吃的瓜呢？
其实，瓜也是有的。比如，溥仪就被《起居注》揭过“老底儿”。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自爆，梁鼎芬在“宣统九年正月十六日”（1917，是年张勋复辟）的《起居注》中写道
“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笞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
面对这汗颜的记载，溥仪只能尴尬承认自己以前的确“冷酷无情，惯使威风”。
成为共和国公民的溥仪，早已无法摆起昔日帝王神威，面对《起居注》也只好低头认罪。不过，在历史上，皇帝对起居注究竟是个啥态度？是认怂，还是直楞呢？

贞观十三年（639），名臣褚遂良兼任起居注官。太宗打着“览往事以自警戒”的旗号，要求看《起居注》。褚遂良便称《起居注》善恶必书，从来没有帝王观看的传统，太宗反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哪知褚遂良不卑不亢，说职责所在，莫敢不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更是直言“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搬出天下人，将太宗噎得哑口无言。
但太宗并未就此死心。转年，再次以相同借口欲观看国史，房玄龄、朱子奢同样表示帝王不能观看。但在太宗强烈要求下，房玄龄只好摘编国史，写成高祖、太宗《实录》（《太宗实录》当时称《今上实录》）各二十卷，上呈御览。

那么，太宗是真的要揽镜自鉴吗？怎么可能！吴兢《贞观政要》披露道，太宗读房玄龄所进实录时，
“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
所谓“六月四日事”，即指玄武门之变，太宗sa兄害弟，并逼迫父亲李渊退位。太宗无法接受史官的秉笔直书，他搬出周公和季友的故事，希望史官将玄武门之变写成太宗为维护李唐社稷的不得已之举。他这点小心思终究没有得逞。千百年来，玄武门之变依然被定义成统治阶级抢班夺权导致的手足相残。
虽然太宗观看《起居注》的企图没有得逞，不过却给后世开了个很不好的头。

他的后代文宗，本着“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的心思，同样要观看，甚至修改《起居注》。当时的起居注官董朗没有经住压力，被迫上交。可见，在皇权强势干预下，起居注官并不一定能如实直书。
到宋太宗时，起居注官甚至主动提出“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可见，宋朝起居注的独立性被完全打破，史料价值大大降低。
明朝《起居注》更是长期废弛。明宪宗时，进士卢玑上书，援引古制，希望皇帝能够恢复起居注。宪宗只是冷冷地指示“命有司知之”，再无下文。此后，储巏、何塘等人，纷纷提议恢复起居注，均未得到皇帝认可。直至万历初年，神宗幼冲，张居正秉政。当时，张位、张四维上书再请，起居注终于恢复。不过在明清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背景下，《起居注》不复当年，逐渐成为统治集团的点缀。
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明令“会议机密事情，及召诸臣出班近前有口谕事宜，记注官不必侍班”，起居注官被排斥出机密事宜，不敢有丝毫抗议。

近些年来，不少经典历史剧通过各种离谱的改编创作和引用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令人捧腹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
经典老剧《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近几年在网络上翻红。康熙帝木兰秋狝，各皇子猎获甚多。皇十三子胤祥猎获野物18只，皇八子胤禩活捉野物11只。当时蒙古王公上贡一玉如意，并说上天有好生之德，皇帝应把如意赏赐给胤禩。这时，小弘历（后来的乾隆帝）出来反驳，说王公认为不忍杀生是慈悲心怀，那皇爷爷一生射杀了那么多野兽，难道就没有慈悲心怀了吗？然后，他历数康熙猎获的野物，称皇爷爷不忘本才能养成射猎本领，没有这番射猎功夫，又怎能平三藩？最后还贡献了一个名场面——“皇爷爷是我大清的第一巴图鲁”。康熙帝龙颜大悦，把如意赏赐给弘历。

事实上，这段改编在一定角度是符合历史的，因为康熙绝对是大清数得上的“狩猎小能手”，兼“动物保护协会重点警惕对象”。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对御前侍卫回顾自己一生狩猎，自豪地讲道：
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清圣祖实录》卷285，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己未）
好家伙！一天之内就射死318只兔子，如此战果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虽说不排除吹牛皮的成分，但康熙钟爱射猎，倒确定无疑。特别是在《康熙起居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康熙爷打猎的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的《起居注》称：
是日（十四日壬戌），上行围，射殪二虎。
十五日癸亥，上行围，射殪一虎。
十六日甲子，上行围，射殪五虎。
十七日乙丑，上行围，射殪三虎。
十九日丁卯，上行围，射殪四虎。
二十日戊辰，上行围，射殪一虎。
二十一日己巳，上行围，射殪二虎。
七天之内竟一连射死18只老虎！不愧第一巴图鲁，真乃武松再世！

据《起居注》记载，康熙打虎的行为，不仅宣扬了骑射之道，还为民除害。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在五台山长城岭打猎，射死一只老虎。山西巡抚上奏，说长城岭附近常常出没猛虎，往来商贾深受其害。皇上射死此虎，“嗣后永绝伤噬之患，商贾居民皆得安生”，祈求皇上赐一地名，康熙帝赐当地名为“射虎川”。
除了钟爱的老虎，《康熙起居注》里还有他射杀豹子、野猪等物的记载，还记载了康熙帝会将所获野猪赏赐给内大臣、都统、尚书、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内外官员。
说到康熙，那就不得不再提一下康熙的优秀继承人、被戏称为“胖橘”的“四大爷”雍正。一部《甄嬛传》，让剧中时而深情专一、时而多疑刻薄的雍正，给人以深刻印象。《甄嬛传》中，雍正的深情似乎永远只留给“白月光”纯元，当甄嬛发现雍正只是把自己当做纯元替代品后，三观俱碎，质问自己究竟算个啥。雍正却嘲讽全开，说“有几分像菀菀，也算是你的福气”。如此渣的行为，让甄嬛怒斥“这几年的情爱与时光，究竟是错付了”。

影视剧中的雍正帝一直在努力寻找与纯元容貌相似的“替身”。在真正的历史上，嫔妃容貌对雍正也那么重要吗？
当然，容貌不仅是后宫妃子的衡量标准之一，甚至还是影响前朝官员仕途顺逆的因素。古代中国对于官吏选拔，有所谓“身、言、书、判”四大标准，“身”的要求便是体貌丰伟，故而以貌取官的传统十分久远。
据《起居注》记载，雍正五年（1727）七月初六，雍正帝认为海都“看来人糊涂”，便下令革退。十七日，他见大臣任克慎，“看其人甚属庸劣”，将他调任元氏知县。还有雍正六年（1728）三月，雍正帝解除了柳国勋江西按察使的职务。起初，雍正帝会见柳国勋时，便感觉他面相不好，“巧滑不端，不可信用”。在杨文乾的力荐下，才任命他做江西按察使。后来发现，柳国勋在湖北驿盐道任上，侵吞荆关税银一千四百余两，又受盐商陋规银二万八千两，雍正一怒之下命他收拾铺盖卷走人。看来，雍正帝看人还是有点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