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后，朝廷颁行了一系列劝奖垦荒的政令，并大规模地开展军屯、民屯和农田水利建设，使得土地荒芜、人民稀少的局面迅速得以改观。与耕地增加的趋势相对应，明代人口的增长也很快。据估测，到了万历晚期，明代人口总数很有可能已经达到1.5亿以上。在明代，各地方政府和民间所自行兴修的水利工程也与日俱增。由于铁的治炼技术有所提高，明代农具的质量得到了改良，在较高的人地比例的压力之下，人们更加追求集约经营，不断地探索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方法。到了明代中晚期，农业生产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花生、番薯、玉米等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与推广，农民的生存能力进一步增强。

明代农业进步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晚期获得了大规模发展，以生产粮食为主、以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小农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地突破，农民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而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广东等地通过利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了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颜料作物、油料作物，以及茶树、花卉、果木、蔬菜、药材、烟草等也在各处因地制宜地发展了起来。虽然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地扩大和城镇发展所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之下，粮食生产也逐步地被纳入到了市场网络之中，并出现了粮食生产重心的移动，例如江南原来为粮食丰裕地区，宋元以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民谚，但到了明代中晚期，由于此处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反而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了。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粮食生产布局的重大变化之一。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得乡村面貌有了比较大的改观，原来一些面向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转化为了追求交换价值的小商品经营者，以粮食生产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被以经济作物生产、加工为主体的新型复合的农业结构所替代，后者与商品生产更加密切相关。虽然这一些变化还是局部的、个别的，尚未导致传统经济结构产生质的变化，但这一种发展征兆却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农业与市场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不仅改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还促使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出现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雏形，例如江南地区的一些地主，不再满足于土地出租，而是雇工经营，他们亲自管理，注意作物配置和生产过程的合理化。除此之外，明代晚期，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经济模式，在山区开发过程当中也已经出现。

与农业的发展相对应，明朝晚期所出现的徐光启所编撰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的最大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之作。《农政全书》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屯垦、水利与备荒三项，还吸取了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些近代科学知识。

明代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各个部门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产量不断地增加，许多工艺流程和技术都得到了改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手工业日趋兴旺，到了明代中晚期成为了手工业发展的主体力量，一些生产部门之中还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萌芽。
明代手工业部门很多。其中，规模比较大、进步比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
明代矿产品的种类比宋元时代有所增加，包括了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锡、煤、矾等。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朝廷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辽东等地陆续地设立了铁治所。

明代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各个部门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产量不断地增加，许多工艺流程和技术都得到了改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手工业日趋兴旺，到了明代中晚期成为了手工业发展的主体力量，一些生产部门之中还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萌芽。
明代手工业部门很多。其中，规模比较大、进步比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
明代矿产品的种类比宋元时代有所增加，包括了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锡、煤、矾等。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朝廷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辽东等地陆续地设立了铁治所。

纺织业包括了丝织业和棉织业。明代早期，官营丝织业力量雄厚，政府在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山东分设多处织染局，江南地区是官营丝织业的中心，朝廷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派有宦官去督管织造事宜。民间机户在明朝早期即已经存在，中叶以后数量大增，不仅存在于城市，还存在于乡村，并促使了一批丝织业市镇的形成。虽然棉织业的总体产量极高，但生产却比较分散，自然经济的色彩较重。不过，在松江、苏州等地，棉织业已经发展成为了专业性的商品化生产。
陶瓷业所在多有，中心当推江西景德镇。明代中早期，官窑占主导地位，而明朝晚期则由民窑唱主角，制瓷技术水平很高，所制造的青花、祭红等品类的瓷器闻名遐迩。

官营造船业在明代早期极为发达，沿海设置有许多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宝船就集中地体现出了明代高超的造船技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民间造船业勃兴，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规模比较大的民营造船厂，造纸业在明代达到了手工造纸的高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的作坊。在造纸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代印刷业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印刷书籍之多是以前各代所无法相比的。
明朝中晚期，民营作坊渐渐地发展到了主要的地位，是明代手工业进步的突出现象。在普遍发展的条件之下，若干手工业部门还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之上的规模化生产萌芽。这在丝织业、矿治业、榨油业当中最为明显。从地域分布上面来看，规模化生产萌芽出现的作坊主要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明代晚期，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织匠的数量相当可观。据《明神宗实录》记载，苏州当时“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也就是说，其时“机户”雇用“机工”从事规模化的丝织生产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一些机工完全地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了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与“张机为生”的机户，即拥有生产资料的作坊主之间纯粹是雇佣关系。矿治业以广东的冶铁规模较大，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链，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一些工场里面的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基本上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榨油作坊虽然在中国农村和城镇当中早就存在，但却一直规模很小，并且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的性质。直到明代晚期，才出现了一些拥有巨资、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

明朝中晚期，这一种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就是以往学术界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它还只在个别生产部门和个别地区出现，发展道路也十分曲折艰难，甚至还出现了夭折、中断现象，但这一种基于市场需求而采取雇佣劳动的手工业生产，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的产物，表明了中国传统手工业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