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母王氏谈到蔡锷幼年出门上学的一段情况时说，那时要走三天旱路，家里没钱，给他带了一个咸鸭蛋，在路上只买饭不买菜，一个咸鸭蛋就吃了三天。蔡锷去日本上学后，母亲十分系念，又听说洋人虐待中国人，将人蒙上眼睛当牲口使用，推磨做苦工等等。这时蔡正陵又因病死去，她更是日夜哭泣，因此目力受损，就是受到这时的影响。
蔡父正陵三十多岁故去，蔡母王氏带着最小的儿子（蔡钟，字松墀）在家以磨豆腐出售维持生活。这个小儿子那时还只有八九岁，每天上山打柴供母亲煮制豆腐之用。王氏晚年经常谈到这时的生活，一边微笑，一边流泪。她说：“那时我一面烧火，一面掉眼泪，想着老满（指最小的儿子）这么小的年龄，就受生活的煎熬。他力气小，砍不动，一根柴火总有五六个、七八个刀口，我烧起来都不忍心。”在卖豆腐之外也卖饭。有时挑担运货的脚力路过门口就便问一声：“蔡老母！有饭吃吗？”这些运货脚力，每每要在将货担送到目的地，拿到钱后回来时才能偿还饭费。有一天，一连过了三起挑担的，到了晚上，母亲问小儿子肚子饿不饿，回答是：“米都没有了，还饿什么？”

蔡锷在广西任职期间，曾三番四次邀请母亲去任所同住，但王氏喜爱农村生活，不愿离开老家。其间，蔡锷回家探亲，恳切奉邀，王氏只得前去。王氏在广西期间，持家俭朴一如往日，梁启超在祝贺太夫人五十寿辰贺词中有“犹服浣濯之衣，屏兼珍之味”的记述。蔡锷调云南任职，先送老母和妻女回湖南。辛亥革命后，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又曾数次奉邀母亲前往昆明，并派专人回湘迎接。王氏十分感动，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愿前去，流着眼泪对来人说“只要他没忘记我这个老娘就要得了。”蔡锷去到北京后，派了身边的老人张亦斋（介寿）返湘迎接。这次，张亦斋说动了老母，王氏携同媳妇刘森英及孙女铸莲欣然首途。老母亲初到北京，许多亲友都来拜访，她不习惯都市里的社交活动，很感恼火，吵着要回老家。经蔡锷再三恳求，说明以后不会这般热闹，她才住了下来。在北京居留期间，老母对当时的社交生活很不习惯，经常携同孙女外出逛街，或到同乡家里闲坐，避免各方的应酬。
1915年，袁世凯要做皇帝，复辟之声甚嚣尘上，蔡锷以老母思乡情切为词，派张亦斋护送母亲王氏及妻子刘森英携带长女铸莲、次女福莲、长子端生返回湖南。王氏离开北京时曾对人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云南起义取得胜利，袁世凯垮台，等等，王氏都是事后才知道的。蔡锷逝世后，当时政府在长沙举行国葬典礼，王氏和其他家人才被接到长沙。当时的治丧委员会在丧葬费的节余下，在湖南代为购置产业，作为遗属的生活费用，王氏得以安度晚年。
在长沙居住期间，湖南历届地方官员每有礼节性的拜访，王氏一概谢绝，或者躲到别的人家去。她教育孙子孙女要勤俭好学，在写过大字的纸上，还要在字里行间写上小字。湖南一般人家的家庭里，都用大茶壶泡茶，冬季则在茶壶外面用棉布包上以资保暖，所以这种茶壶又称“包壶”。每到晚上，这位老太太总要去检查包壶，看看还有剩茶没有。如果有茶，她自己先喝上几杯；如果还有，她便一杯一杯拿给家人分喝，说是免得糟蹋了。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
邵阳东乡住有很多姓蔡的人，他们编印有蔡氏家谱。他们派人找王氏商谈，要求合谱。王氏告诉他们，我们祖上的情况谁也不清楚，碍难从命。然而他们再三要求，王氏只得应允，另立一支列于蔡氏家谱之后。
（ 摘自《蔡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