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齐泽克来说，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概念提供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实体—现实，与主体—意识具有相同的结构，这就是为何它们最终能在绝对精神中调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结构都是不完整的，而其否定—存在于其之外的—是其本质的一部分，因此意识与现实都被无休止的运动、不间断的变化所定义，它们努力地去填补其存在中心的那个空洞。实际上，绝对精神就是它们共同享有的那个运动。意识寻求了解其所不是的那个现实，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但它永远也无法弥合使之为意识而非现实本身的差距，同时现实确实包含了意识，意识也足够实在。

倘若没有这种超越自身（成为非其自身所是）的努力，意识与现实将不复存在，因为这就是它们的本质。如果意识与现实合而为一，它将不再是对现实的意识，现实也不再是作为意识的对象的那个现实。（译者：想到了脑机接口对意识与现实隔离的“消除”）社会，作为社会性的实体，也具有相同的结构，其中心也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包含了社会所拒斥【否定】的东西，那些它无法包容的东西，否则它将自我毁灭。正是在这种拒斥之处，对社会的批判方可开始。

我们如何发现被我们的社会所排斥的东西，考虑到它存在于我们的周围但却无处可寻？对于齐泽克来说，遵循拉康的观点，通过与“实在界的创伤性相遇”，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社会的真相，发现为了社会之存在所被拒斥的种种。
911事件就是这样一次相遇。911的创伤不仅仅在于双子塔坍塌带来的恐怖，毕竟，这种秩序的毁灭在主流电视与电影观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正如齐泽克与让鲍德里亚指出的，正式因为这种灾难性事件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恐怖分子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由我们选择的。无数好莱坞电影向他们提供了暗示，甚至汤姆克兰西在他的畅销小说中也详细描述了飞机撞击世贸中心的情节。相反，创伤在于事件中西方思维最难以接受的那一方面——事实上，有人愿意为他们所信仰的事业牺牲生命。从日常的纽约生活的角度来看，这根本无从想象。
正是由于这种无从想象，西方对911的回应是如此不恰当——仿佛轰炸那些已经决心为自己信仰而死的人会教训好他们，让他们改变邪恶的行径。一个更相符的反应应该是向阿富汗空投消费品，让他们品尝美好生活的滋味，而这正式现如今西方援助进入该国的逻辑，毕竟其目标是让阿富汗人民“正如我们”。
齐泽克的观点是，如果阿富汗人民变得“正如我们”，那么我们自身也将不再“正如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每天去世贸中心和无数类似的办公楼的“我们”，在没有拒斥“他们”——非洲的贫困饥饿者、中国的血汗工厂的工人、包括那些在911中也丧命的数百名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办公室清洁工和看门人在内的“他们”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存在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他们”意味着那些拒绝沉浸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与消费、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循环中的人，他们坚持生活中有比这更高尚、更有意义的东西，社会应该以这种“更多”的东西为基础。
齐泽克批判的目标是这样一种观念：如果只有“他们”变得“正如我们”，那么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社会将弥合其与实在界相遇所遗留的创伤，并确保我们不再经历任何创伤。在齐泽克看来，正是这种幻觉定义了意识形态。
导致这个空洞、实在界出现的缺口的根源不在“他们”，而在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社会的不完整结构、其不一致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基地组织出现之前，西方文化就已经为911事件编写好了剧本。我们的社会有多一致？我们有多么一致地应用其基础原则？以包容为例。
澳大利亚以其对多元文化社会内的差异所持的包容而自豪。任何文化立场都是被允许的，这纯粹是个人事务，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种族、宗教、性取向或文化认同而受苦。但是，这种包容难道没有盲点吗？在我们包容的社会中，难道没有一种文化立场是绝对不会被容忍的吗？那些以讲种族主义笑话为身份认同的人怎么办？或者说性别歧视的笑话，或者恐同的笑话，或者……我们会容忍任何事情——除了不宽容。我们对不宽容是绝对不能宽容的。

那么我们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真正宽容的社会呢？对于左派来说，当然，问题不在于讲种族主义笑话的权利。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开始进一步探索从我们“宽容”的社会、我们的民主政治中排除的内容。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事情开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同样适用于“单一民族党”（译者注：一个澳大利亚极右翼政党，在昆士兰地区活跃，以排斥亚裔移民出名）民粹主义。但是，为什么这些政治选项是不可接受的？是因为它们试图对整个社会强加一个社会性项目吗？是因为它们代表了适用于所有人的社会秩序吗？
因此，它们难道不被谴责为法西斯主义吗？它们很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但是对于左派来说，问题不在于它们，而在于我们自己。那么我们的社会项目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更宽泛地说，对社会公正、环境的承诺呢？它们不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吗？它们难道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吗？换句话说，任何社会项目都不会以这种方式被排除吗？它们不是事先被定义为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并因此而不可接受吗？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西方民主的中心空洞——只要现有社会秩序不受影响，任何人都可以持有任何政治立场。

这对左派意味着什么？显然，它不能接受这些限制，因为它的目标正是要改变社会秩序。必须找到一种突破口，一种改变政治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的方法。对于齐泽克来说，被排除者对他们排斥的抵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这在齐泽克对待难民危机的方法中是如何运作的。对于齐泽克来说，左派必须首先拒绝对待船民的温和自由人道主义立场，即认为作为一个宽容、人道的社会，我们不能对这些可怜的人置之不理。对于齐泽克来说，这纯粹是意识形态。

相反，应该以右翼对待难民问题的回应作为左派的切入点。因为当右派主张船民代表了冰山一角，接纳他们将打开闸门，最终导致我们生活方式的完全毁灭时，齐泽克的回应将是：“是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接纳他们。”

历史终结的主题并不仅仅是右翼自由派（如弗朗西斯·福山）的专利。对于齐泽克来说，历史及其未来是左派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挑战。对于齐泽克和福山来说，关于历史及其历史性的问题，首先是由黑格尔提出的。齐泽克的思想路线紧跟着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而拉康通过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精神现象学》著名讲座接触到黑格尔的哲学。正是科耶夫首次复兴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观念，即历史可以终结，而且已经终结了。科耶夫毫不含糊地表明，不仅历史已经停滞不前，而且它在黑格尔时代就结束了，正如黑格尔自己一个半世纪之前所宣称的那样。自1807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类历史的终点。
科耶夫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说法呢？他难道对黑格尔完成他的哲学体系之后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吗？远非如此，但对于科耶夫来说，过去两个世纪的所有事件都属于一个单一的进程，即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首次概述的进程，即普遍自由的传播，体现在现代的、自由的、民主的国家中。这个进程可能尚未完成，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尚未融入其中，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不是历史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历史？对于科涅维和黑格尔来说，历史不是事件，更不是变化。历史是一种叙述，是我们讲述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到达现在的地步的。在黑格尔的版本中，它是自由的故事，是自由如何在世界中显现并通过普遍传播来实现其本质的故事，因为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人类的本质所在。因此，黑格尔的历史是一种倒推的目的论——历史有一个目标，一个终点，而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因此，定义过去事件具有历史性的标志在于我们现在能够将其视为导致现在的事件之一。换句话说，正是现在定义了什么是历史，什么不是历史。但历史不仅仅是这个故事。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的运动不是历史事件的流动，即使这些事件导致了现在的情况。历史发生在第一次讲述一个新故事的时候，历史即是对历史的重写。只有这种重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齐泽克常常以一个笑话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
一个黑格尔的学生被他的历史老师问道，“拿破仑真的赢得了奥斯特利茨战役吗？”学生回答道，“我们拭目以待。”这正是黑格尔所寻求的答案，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不是过去造就了现在，而是现在塑造了过去，进而造就了现在。

当然，能够对历史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叙述，决定拿破仑到底是否赢得了奥斯特利茨战役（从1970年代回顾，德国真的输掉了二战吗？英国真的赢了吗？），正是在黑格尔看来定义了使我们成为人类的自由。正如历史是自由的历史，自由就是创造历史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被证实是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重写黑格尔的故事，用市场取代自由，使黑格尔的历史变成了商品关系的普遍传播，以拥有财产的公民形式理想化。在马克思的版本中，历史不能在这里停滞不前，因为这个国家掩盖了资本主义下阶级关系的残酷现实，也因为它没有实现马克思眼中人类的真正本质，即成为社会个体——我们决定所生活的社会的性质，而我们自己的个体本质又由我们所决定的这个社会所定义。如今，普遍传播的共产主义成为历史的最终目标，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历史是社会性人类走到他们自己创造历史的关键点上的历史。

除了历史并没有发展成那样。相反，我们经历了另一种情况——历史的终结，也被称为宏大叙事的消亡，后现代的状态。历史终结了，因为再也没有人相信故事了。
对齐泽克而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使得黑格尔在马克思之上占据了最后的话语权——历史已经被重写，马克思被放置在他的历史位置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力量在落后国家中扮演角色，如今转向自由资本主义。然而，齐泽克远非像福山那样胜利主义，因为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在马克思之上具有优势，因为正是黑格尔对历史的构想为——历史——留下了一扇门。黑格尔可以解释后现代历史的终结——作为历史本身——而马克思主义则无法做到。
齐泽克的观点是，尽管黑格尔的构想讲述了关于普遍自由的故事，但仍然允许新的历史起点，其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相同的东西）是另一个。然而，马克思的立场设想了一个在黑格尔意义上不再有历史（马克思自己的话称之为“前历史”）的社会。一旦我们实现了共产主义，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即使共产主义社会的确切形式随时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不允许的是背离共产主义，重写马克思所叙述的[历史]故事。

因此，齐泽克从黑格尔那里得出了他的政治立场。所需要的是重新启动历史，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是通过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通过进行一种重写历史的行为，重新定义政治上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情。对于齐泽克来说，今天的政治景观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给左派带来积极的东西，相反，我们必须看向框架之外，改变规则，改变景观，这样我们才能再次迈向历史的新终点，我们自己选择并为之奋斗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