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背陆面海、陆海兼备，是典型的内陆—海洋型国家，海洋文化与海上贸易是中华文明一个极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宋代正是海外诸国和中国交汇融合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以宋代海丝文本为视角，探讨宋代士人在与海外诸国的双向互动中构建的诸国形象及其共时性想象。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空前繁盛时期。时人李邴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描绘当时东方大港泉州商贾云集、海外贸易兴盛的繁华景象。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航海实践的拓展和海洋知识的积累，宋代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和沿线国家的记录文本（下称“宋代海丝文本”）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根据现存文献看，主要包含三类：一是官方海丝文本，主要描述海丝沿线国家基本概况和朝贡、册封等国家关系，以《宋史·外国列传》《宋会要辑稿·番夷》《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类文本和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典志类文本为代表；二为半官方海丝文本，作者多为利用任职便利，广搜海丝沿线诸国的地理位置、交通、政治、经济、物产、习俗及与中土的关系等内容，追求对海丝沿线诸国的客观、理性认识，理性色彩比较浓厚，以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朱彧《萍州可谈》等纪实类文本为代表；三是民间海丝文本，主要记述海外奇闻逸事，对海丝沿线诸国的书写带有一定的奇幻想象，以洪迈《夷坚志》、何薳《春渚纪闻》、周密《癸辛杂识》、李石《续博物志》等猎奇性博物类文本为代表。以上三类海丝文本对于海外诸国的记录和描述虽因立场和职业因素，撰写角度各有不同，对诸国形象的书写、建构也相对碎片化，但却彼此影响互动，形成一些民族心理定势，涉及到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海外诸国的总体认识，反映了流行于宋代士人之中、对于海丝沿线诸国的一种集体性文化心态。这种社会文化心态以整体面貌存在，凸显了极强的倾向性特点，揭橥了宋人在长期中外交往中蕴育而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
一、“覃声教于四海”的形象建构
《宋史·外国列传》中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有26个，其中16个是海外诸国。这些国家可分为三类：一是东海诸国，含高丽、流求国（附毗舍耶国）、渤海国和日本国四国；二是南海八国，包含今越南境内的交阯、占城，今柬埔寨境内的真腊（皆附真里富国），今缅甸境内的蒲甘，今泰国马来半岛的丹眉流，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爪哇岛的阇婆（皆附南毗），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渤泥；三是印度洋海域四国，包括今印度和中西亚的注辇、邈黎、天竺、大食、层檀。《宋会要辑稿·番夷》中有蒲端国、佛泥国，前者在今菲律宾班乃岛西岸，佛泥即“渤泥”。《文献通考·四裔考》等记载的海外诸国国名远多于《宋史》，但或多汉唐古国名，或仅为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与宋朝有朝贡关系的基本不出上述诸国。
这些宋代官方海丝文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朝廷鸿胪寺等礼宾机构、正史记载和典志制度，注重从国家关系对海外诸国的基本概况进行较为系统、有效的整理，尤其是中国对其的朝贡贸易和册封活动等。这些官方海丝文本的海外诸国书写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背陆面海、陆海兼备，是典型的内陆—海洋型国家，海洋文化与海上贸易是中华文明一个极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宋代正是海外诸国和中国交汇融合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以宋代海丝文本为视角，探讨宋代士人在与海外诸国的双向互动中构建的诸国形象及其共时性想象。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空前繁盛时期。时人李邴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描绘当时东方大港泉州商贾云集、海外贸易兴盛的繁华景象。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航海实践的拓展和海洋知识的积累，宋代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和沿线国家的记录文本（下称“宋代海丝文本”）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根据现存文献看，主要包含三类：一是官方海丝文本，主要描述海丝沿线国家基本概况和朝贡、册封等国家关系，以《宋史·外国列传》《宋会要辑稿·番夷》《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类文本和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典志类文本为代表；二为半官方海丝文本，作者多为利用任职便利，广搜海丝沿线诸国的地理位置、交通、政治、经济、物产、习俗及与中土的关系等内容，追求对海丝沿线诸国的客观、理性认识，理性色彩比较浓厚，以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朱彧《萍州可谈》等纪实类文本为代表；三是民间海丝文本，主要记述海外奇闻逸事，对海丝沿线诸国的书写带有一定的奇幻想象，以洪迈《夷坚志》、何薳《春渚纪闻》、周密《癸辛杂识》、李石《续博物志》等猎奇性博物类文本为代表。以上三类海丝文本对于海外诸国的记录和描述虽因立场和职业因素，撰写角度各有不同，对诸国形象的书写、建构也相对碎片化，但却彼此影响互动，形成一些民族心理定势，涉及到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海外诸国的总体认识，反映了流行于宋代士人之中、对于海丝沿线诸国的一种集体性文化心态。这种社会文化心态以整体面貌存在，凸显了极强的倾向性特点，揭橥了宋人在长期中外交往中蕴育而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
一、“覃声教于四海”的形象建构
《宋史·外国列传》中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有26个，其中16个是海外诸国。这些国家可分为三类：一是东海诸国，含高丽、流求国（附毗舍耶国）、渤海国和日本国四国；二是南海八国，包含今越南境内的交阯、占城，今柬埔寨境内的真腊（皆附真里富国），今缅甸境内的蒲甘，今泰国马来半岛的丹眉流，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爪哇岛的阇婆（皆附南毗），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渤泥；三是印度洋海域四国，包括今印度和中西亚的注辇、邈黎、天竺、大食、层檀。《宋会要辑稿·番夷》中有蒲端国、佛泥国，前者在今菲律宾班乃岛西岸，佛泥即“渤泥”。《文献通考·四裔考》等记载的海外诸国国名远多于《宋史》，但或多汉唐古国名，或仅为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与宋朝有朝贡关系的基本不出上述诸国。
这些宋代官方海丝文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朝廷鸿胪寺等礼宾机构、正史记载和典志制度，注重从国家关系对海外诸国的基本概况进行较为系统、有效的整理，尤其是中国对其的朝贡贸易和册封活动等。这些官方海丝文本的海外诸国书写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宋代官方对海外诸国的国情书写呈现内在的写实性倾向
在上述国家中，马端临修《文献通考·四裔考》将高丽、倭（日本）、渤海、琉球、安定列为东夷一脉，交趾、南诏（大理）列入南蛮一脉，真腊、阇婆、占城、三佛齐、勃泥、注辇、州眉流、蒲甘、南毗、层檀列为海南诸国；党项、吐蕃、沙洲、西夏列为西羌一脉，车师（高昌）、龟兹、于阗、天竺、大秦、波斯、东女国、大食、拂菻、邈黎列入西域诸国。其《东夷总序》《海南序略》《西域总序》等基本反映了宋代官方对海外诸国的整体把握。《宋史·阇婆传》依序对其地理位置、与其他国家或主要贸易点距离、粮食作物、租税、物产、饮食、货币、物价、建筑风格、对待中国商人态度、酒类特产、刑禁、国王、政治制度、风俗、语言、与中国关系等都作了详细介绍。《宋史·注辇传》亦依序记载地理方位、王城、统辖部落、国主统绪、刑禁、饮宴、婚俗、军事、敌国、地产和动植物、与宋朝的四次朝贡情况。这种状况在《宋史·外国列传》交阯、占城、真腊、三佛齐、渤泥等与宋朝贸易往来频繁的国家中体现比较明显，说明随着朝贡贸易的发展，宋朝对于海外诸国的基本国情和了解比较明晰，记载逐渐准确、完整。
中国对于海外诸国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汉武帝时开发百越，设置日南郡后，才与海外诸国有了外交往来。汉代的商船可远达印度东南海岸，与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和印度洋一带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东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到了三国时期，吴主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六朝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海外贸易逐渐兴盛，但总量有限，除一部分商业性贸易活动外，官方贸易主要以朝贡贸易的方式进行。隋唐时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通道之一。到了宋代，随着航海实践的空前发展和海洋知识的深入积累，宋人对于东海、南海的地理分野和西海、北海的虚指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区分，对海外诸国的认识也逐渐理性和准确。《宋会要辑稿》记载了真腊、拂菻、交趾、安南、占城、天竺、大食、蒲端、阇婆、真里富、佛泥等海外国家，并在一些篇幅中还提及宾陀罗、麻逸、三麻兰、勿巡、蒲婆众、加罗希等国来华朝贡国家的朝贡信息及朝贡物产情况，记载的内容比前代官方文本丰富，增加了物产、货币、贸易政策、风俗习惯等与商业相关的信息，时代和地域印记明显。说明宋人对海外诸国的认识逐渐实现了从“想象”到“写实”的深化，纠正了原来主观印象与客观原像的偏差，体现了宋人在经历丰富的海洋交流后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取向。

（二）宋朝对海外诸国的封贡叙事是官方海丝文本的书写重点
宋朝自封“正统”，认为自己继承了“汉唐旧疆”和祖宗基业，执有“天下神器”，在先后与辽、金两朝“二元”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宗藩关系和朝贡制度十分重视。由于北部和西北部先后面临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犯压力，联通异域的陆上通道陆续被阻断，宋朝传统的“天朝上国”地位和陆上朝贡体系逐渐式微，迫使宋朝一方面奉行“重北轻南”的国家防御战略，另一方面对“东南之陬以及西鄙”采取“柔远之制”，对海外诸国“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来则不拒，去则不追；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雍熙四年（987），宋太宗甚至“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寄望于通过“德治”“重赏”来经营南海、招徕朝贡，在壮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的同时，换取南海边境暂时的安宁。这样，对海外诸国的封贡就被赋予其洗刷北面战争耻辱、重树天朝威严的政治意义。
宋朝对于海外诸国的朝贡活动极为重视，类似现代海关的市舶制度十分完善。《宋会要辑稿》记载，在招徕入贡国时，市舶司应依据政和年间制定的朝贡条例（亦称“政和令”），向新到的朝贡国使节“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令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奏”，并令管勾客省官等“取索诸处文案会聚照验，预为法式”，市舶司对上贡方物进行查验，“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鸿胪寺也会向入京的外国使臣“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一进内，一送史馆。”。这种问询制度体现了宋朝探求域外信息的积极态度，也是宋朝全面、准确地收集海外各国信息以便分类、把握的重要途径。
正史关于占城、真腊、蒲甘、三佛齐、闍婆、勃泥、丹眉流、注辇、天竺、大食、层檀等海外诸国的文本内容，所载大多是诸国与宋朝的关系。《宋史·三佛齐传》用1466字记载了该国国情和宋朝其的封贡活动。其中用294字分别叙述了该国的地理位置、管辖范围、特产、气候、风俗、与中国距离、王号、姓氏、与中国关系；而其余五分之四的文字则详述该国与宋朝之间的25次封贡活动。《宋会要辑稿·占城》关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占城国的朝贡叙事中，先后涉及了使团晋京沿路安排、使者的行程安排、各种礼仪日期的选定、仪式程序的磋商、朝廷回赐品和回答勅书的内容及安排，以及相关内容的先例调查等事项；其处理流程涉及尚书省、礼部、户部、兵部、客省、学士院、大理寺、宰执等相关部门和机构，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种倾向几乎也体现在与宋朝交往比较频繁的交阯、占城、阇婆国、渤泥国等国中。
（三）宋代官方海外诸国书写的“华夷天下”主观叙事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华夏民族很早就有华夷天下秩序的观念和实践。自先秦以来，“九州”“四海”、“华夷”“天下”都兼具有政治、民族和地理的意义。《尚书》“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和《尔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的观念被广泛接受。“九州—四海”格局一直是官方话语关于“天下”的建构设想，“四海”处于“天下”的极边，不仅在地理空间方面与“天下”趋同，同时也被赋予了“华夷”“天下”的政治与民族色彩。正由于如此，尽管已经对四海的虚实和分野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区分，宋朝仍沿袭唐代旧例祭祀册封四海神，将四海神置于朝廷政治秩序下。《宋史·礼志五》载：“仁宗康定元年，……加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于皇祐五年、大观四年、乾道五年等多次加封，并设海神本庙，常年祭祀，以体现宋朝“布润施泽，功均迩遐。我轶祀典，四海一家”。其中，南海神“广利洪圣昭顺威显”八字王爵的封号蕴含了宋朝对南海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和殷切期望。
“澶渊之盟”后，由于两宋朝廷无力抵抗强大的辽、金等民族政权，不得不牺牲一些政治经济利益来换取和平。经济文化的一枝独秀与军事外交的相对弱势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宋代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严华夷之辨”的思想十分流行，并在海外诸国书写和封贡叙事中大量体现，形成一套秩序规则。
首先是厘定名分。名分是朝贡体系中建立双边关系与整体秩序的前提。宋朝崇奉儒家思想，认为儒学是“帝道之纲”，将儒家“德”“礼”思想贯穿在各种内政外交活动中，强调伦理纲常、尊卑秩序。在宋夏庆历谈判中，范仲淹、尹洙等宋朝名臣都强调“名分”，称“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则天下共耻之”，“鸿名大号，天下之神器，岂私假于人哉”（范仲淹《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宋朝自认为是汉唐德运的继承者，与诸国的关系中“君臣名号，中国所以辨名分、别上下”，“蛮、夷、戎、狄，舍耶律氏则皆爵命而羁縻之。有不臣者，中国耻焉”（尹洙《议西夏臣伏诚伪书》）。在海外诸国中，宋朝通过诏赐国名和册封交阯、占城、阇婆、三佛齐等南海国家君主为“国王”，授予入贡使节荣誉官职，明确双方的宗藩关系，以确立等级制的国际关系。与宗藩关系相匹配的是宋朝不断派使臣到海外诸国宣谕、册封，通过让外国使臣的朝拜凸现宋朝皇帝的至高无上。在宋朝看来，明确了宗藩关系，也就确立了君臣尊卑，确立了政权的“正统”地位。在这样的推演下，相对平等的华夷关系变成君臣之序，可以弘扬“忠”“义”、覆露声教。北宋时期数次与交阯（安南）的伐交靖边战役和抚慰加封，也有宋朝拟实现匡扶正统、维护宗主国权威的目的。正是在宗藩关系的名分下，《宋会要辑稿·番夷七》记载了一则宋天子以宗主国身份调和纳贡藩国的叙事：“（宋神宗元丰元年）九月十六日，诏：‘占城与交趾为仇国，其起居及内燕听回避。如愿赴燕，亦听。交人与占城使遇朔日，并赴文德殿，分东、西立望日，交州使、副入垂拱，占城赴紫宸殿起居。至大燕，交人坐东朵殿上，占城坐西庑。’时占城使、副乞避交人，客省以闻故也。”这种处理方式说明宋朝试图以宗主国的身份调和朝贡藩国的矛盾，并向国际社会宣扬宋朝“怀柔远人”的和平意愿和友好态度。

其次是制定宾礼。礼制的制定是为了“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上第一》）。宋朝制订和实施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宋史·礼志》记载：“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在《宋会要辑稿·蕃夷》有关朝贡活动记载中，朝贡礼仪的内容包括：呈递本国表章，移交贡物，应诏觐见皇帝，参加庆典活动和宴会，代表本国国王接受宋廷封赏和官方文书等，有时还受邀参加封禅之礼等活动。有些国家的习俗还被宋朝纳入朝贡礼仪，如注辇、三佛齐贡使在觐见宋帝时，“以真珠、龙脑、金莲花等登陛跪散之，谓之撒殿”。宋朝还根据诸国实力强弱、大小远近及与宋朝的亲疏关系、局势变化等对朝贡国确定接待规格的高低，整理出了一个整齐的四夷朝见辞序列，同时也进行分类和把握。政和新仪规定：“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诸蛮。”具体到海外诸国，按重视程度和入贡频度、入贡人数，则允许交阯、占城、三佛齐“或比间数岁入贡”，蒲甘、佛泥、真腊、阇婆、甘眉流诸国入贡，“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占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眉流、渤尼、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可以看出，宋朝官方试图通过朝贡礼仪的制定和施行，在四夷之间建立一套差序有别的“礼治体系”。

再次是构建“中国”形象。《宋史·礼志二十二》载：“政和详定五礼，……其紫宸殿赴宴，辽使副位御坐西，诸卫上将军之南。夏使副在东朵殿，并西向北上。高丽、交阯使副在西朵殿，并东向北上，辽使舍利、从人各在其南。夏使从人在东廊舍利之南，诸蕃使副首领、高丽交阯从人、溪峒衙内指挥使在西廊舍利之南。又至各就位，有分引两廊班首诣御坐进酒，乐作，赞各赐酒，群官俱再拜就坐。酒五行，皆作乐赐华，皇帝再坐，赴宴官行谢华之礼。”这种由东到西的方向分布和从“殿”至“朵殿”再至“廊”的精细安排，凸显了宋朝皇帝居其中央而众星拱之的尊崇感，体现着宋人等级有别的秩序观念。《宋史·三佛齐传》还有三佛齐国于宋建隆年间三次对宋朝修贡，而佛罗安、单马令国、凌牙斯加、细兰国等其他诸国以各种形式则对三佛齐国上贡等叙事，这种通过有意识的信息选择构建差序有别的“礼治体系”，反映出宋人自尊的大国心态，也是正史撰述者将海外诸国纳入华夷天下秩序体系，构建宋朝“居其北，而众星拱之”的中国形象的努力。此外，《宋史·外国列传》《宋会要辑稿·番夷》《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方海丝文本中收录的封贡文书和朝贡活动叙事中还形成了一套表现君臣从属关系的套话系统。海外国家遣使来华朝贡，一般都要向宋廷呈递“奉表”以象征君臣、主从关系，其措辞常有“臣”“俾”“奉”“上”“奏”“恳请”“谨”“伏”“受”“乞”“请降”“上贡”等表示臣属的下位谦辞、敬辞；而朝廷的诏令则居高临下地采用“诏”“令”“责”“召”“遣”“从之”“纳之”“许”“允”“赐”“予”“加恩”“册封”等上位特定用词。因为在宋朝看来，朝贡贸易是四海诸夷“仰望仁圣”“幸袭华风”（《宋史·占城传》）、“远人向化”“悦慕皇化”“忠义而来”（《宋史·三佛齐传》），而朝廷允许其朝贡是“尝不同文轨于万方，覃声教于四海”（《宋史·高丽传》）、“以声教覆露方域”（《宋史·三佛齐传》）、“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剑戟铸而范围区宇”（《宋史·注辇传》）。反映了文本撰述者通过这些套话体系建立海外诸国的“他者”形象、确立华夷君臣主从秩序的意图。

二、“宽民力而助国用”的商业理性与政治意图明显的官方海丝文本叙述相比，半官方海丝文本撰述者多为与海上贸易有职责的朝廷官员，如《岭外代答》作者周去非曾“试尉桂林，分教宁越”，其信息来源是“耳目所治，与得书学士大夫之绪谈者……随事笔记”。《诸蕃志》作者赵汝适曾任福建路市舶司提举、泉州知州等职，主要信息来源是通过“阅诸蕃图”“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而《萍洲可谈》中的海外诸国信息则是作者朱彧记载其追随绍圣年间担任广州帅（即安抚使，时兼领广州市舶使）的父亲朱服时的见闻。这些半官方海丝文本虽也受到华夷天下秩序化的一些影响，但并不明显，反而显现出不同于官方海丝文本的超迈开放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经略的价值取向，“宽民力而助国用”的经世致用意图十分明显、选择更为理性，海外诸国的商业特征突出。主要体现在：（一）“穷理考辨”自觉意识下的海外诸国书写经历过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和南北割据，宋代一部分经世意识浓烈的士大夫在对现实痛心疾首之际，开始反省人生意义、宇宙社会秩序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士人阶层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宋代理学的“知性反省”和“即物穷理”精神建构，无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富有积极意味的反省与选择。加上宋代科举尤重“经史之学”、宋代朝廷禁绝谶纬等神秘之学，研习经史之学在宋代知识阶层中成为一种风气，“穷理考辨”成为了宋代士人阶层的自觉意识。这种学理化的追求使宋人从内心深处批判、否定中古那些虚幻缥缈的神秘知识及荒诞无稽的神奇想象，而更加认同一些理性化常识化的观念、认识。这在半官方海丝文本的海洋叙事和海外诸国书写时体现得很明显。一是在异域书写的形式上，偏好用理性色彩较强的文体来书写。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沈括的《熙宁使契丹图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类的出使行记、朱彧的《萍州可谈》、周去非《岭南代答》类的文人笔记、赵汝适《诸蕃志》、岳珂《桯史》等史志类文体。这些文本中的异域书写多是根据作者的见闻来记录，所记述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动植物产等异域内容趋于客观、真实，与中古志怪笔记中的异域想象已大异其趣，在书写方式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常识化特征。虽然这类文本的作者在书写异域时，也多声称自己继承的是地理博物的传统。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序》称其所记是荒忽诡谲的“绝域事”；赵汝适的《诸蕃志序》也云：“山海有经，博物有志……是志之作，良有以夫。”但是，从他们所记述的题材内容与中古奇幻的地理博物传统已存在着明显区别。

二是在异域书写的内容上，选择真实、可信、有用的事物和信息。《岭外代答》共记有40多个国家名称和20多个国家的位置、国情和通商线路，范围“北起安南（今越南），南至阇婆，东至女人国（今印尼东），西出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而达于木兰皮（今西北非摩洛哥）”；该书虽如周去非所述，记有“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但多已非想象中的奇异之俗、神奇之物，更多只是一些中国罕见的异国风俗和异域物产。《诸蕃志》记载了“东自今日本、菲律宾，南至印度尼西亚各群岛；西达非洲，及意大利之西西里岛；北至中亚及小亚细亚”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所达航期。其《志国卷》记述宾瞳龙国、凌牙斯加国、佛罗安国、新拖国、监篦国、兰无里国、细兰等58个海外诸国的国家情况和商业信息，近30个是正史所忽略或不记载的国家。《诸蕃志·李调元序》云：“宋赵汝适为福建提举市舶时撰《诸蕃志》一书，杂记蕃国名物，疏释最详，与今世所见无小异。盖从目睹之余，得其名状，不徒做纸上谈也。”其“即物穷理”的精神、经世致用的用心和宽广开阔的视野可见一斑。《文昌杂录》《萍州可谈》《桯史》等引述前代经史文献的异域书写信息时也更多选择比较理性可信的信息。这些作者对海洋和海外诸国的记述多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地理志式的描述，已很少再跟天地秩序、政权合法性等宏大建构相关联，也较少中古志怪的那种奇幻的想象，呈现出理性化、常识化书写趋向。在这些文本中，宋朝的钦州、广州、泉州等作为一个坐标中心，链接起一个个作为商业中心、商品产地、线路停靠点形象存在的海外诸国，而文本提供的商业信息流通其间，构成和激活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此外，随着海洋实践的深入和海洋知识的积累，许多宋代士大夫亲身经历了海洋生活，他们将海洋生活实践融入创作中，描绘出以海洋为背景的波澜壮阔的宋代社会画卷和星辰大海般的人文情怀。他们关注海洋知识的积累，如朱彧《萍州可谈》关注宋朝发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的季风利用规律和“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无雨，凡有雨则近山矣”的海洋智慧；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海洋航行晦冥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夜洋视星斗前迈、观地标以识航路、用铅锤识其深浅、观水色以定位等五种导航方式的记述；周去非《岭外代答》关于海南岛西南之交趾洋是洋流分路之处“三合流”的记述。他们也关注民生疾苦，如柳永担任过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的监督官，其《鬻海歌》描写盐民艰辛生活和倍受盘剥的惨景；陆游任福州决曹曾泛舟大海，其《航海》状写其航海经历和感受；李昴英《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描绘了当时广州港海洋贸易繁盛的景象等，呈现出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这些文本中，宋代士人在海洋叙事时不再把海洋和海外诸国作为一种想象性符号来表现和表述，而是一种参与性十足的实感生活景象，并延伸出新的发展理念和审美维度。

二）海洋意识的开拓和务实逐利的海洋经略取向《萍州可谈》“甲令”条记述了海洋航行的艰苦生活和巨大风险，如：“海外多盗贼，……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沈……有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舶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舶行海中，忽远视枯木山积，舟师疑此处旧无山，则蛟龙也……凡此皆危急，多不得脱。”这些描写，虽有作者为求奇而对风险做出的夸饰之笔，但无疑展现了一个充满风险和死亡的海洋世界。随着宋代东南沿海一带的开发和海外贸易的繁盛，海洋的气息逐渐冲刷和改变着温和保守的农耕文明。对于“以贩海为生”的东南沿海一带百姓来说，海洋意味着新生，是除了土地之外的广为广阔的选择。但无论是“多以海商为业……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的闽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的“广人”，还是“以舟为室，浮海而生”的蜑人，并没有被吓到，仍“舟楫往来不绝”，民众出海贸易成风，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越来越多的宋人开始选择留在海外，谓之“住蕃”，并和当地女子通婚，所生子女谓“土生唐人”，在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大量的海外诸国商人到了中国后，也选择了留在宋朝成了“蕃客”，谓之“住唐”，并在广州、泉州等地聚居成“蕃坊”“蕃人巷”，宋朝甚至为之专门建立了“蕃市”“蕃学”“蕃寺”，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例”，以保障其权益。宋人洪适曾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周必大《赐敷文阁直学士中大夫陈弥作辞免差遣知泉州恩命不允诏》）在《宋史》《宋会要辑稿》中都记载中国商人前往海外经商贸易，“有大贾自交趾回”的史事。南宋时，从泉州港发舶前往交趾的大商人常成群结队，并“以巨商为首要”。从侧面反映了蕃汉海商勇于探海的冒险精神和开阔的视野。他们在宋朝的“重商”政策鼓励下，焕发出蓬勃生机，表现出务实逐利的特质和对未知疆域无所畏惧的探索精神。而且，多种异质文化相互适应、互补、融合、涵化，成为催生宋朝和海外诸国文化的新气象的重要因素。尽管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知与经略会受到内陆文明的影响，由于两宋时代对于海外诸国的政治、经济需求和宋代航海造船技术的发达，经略海洋的意识逐渐浓厚。宋神宗曾在诏诰中指出：“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镠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南宋高宗在谕旨中更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已可以少宽民力尔。”“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寻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反映了宋朝依海富国、以海强国的海洋战略意识和追求经济利益、获取市舶收入的政治意图。因此，宋朝初建，太祖便于开宝四年（971）“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并充市舶使”。此后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华亭、秀州澉浦、江阴港、温州九个通商大港设市舶司。大观元年（1107年）于广南、福建、两浙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具职“掌蕃货海舶贸易征榷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史·职官志七》）。据神宗熙宁十年（1077）统计：“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因获税丰厚广州市舶司被称为“天子南库”。宋朝通过“抽解”（估值征费）等获取大量资财，抽解“大抵海舶至者，十先征其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时期对外贸易税收占朝廷财赋收入比例：“渡江之初（约1129），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逮淳熙末（1189年），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可见其获利之丰厚。

在朝廷政策的鼓励下，民众的海洋意识也有了根本改变。《岭外代答》《诸蕃志》等关注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币、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的海外诸国信息，体现了民间海商追求贸易利益的海洋意识和经略思想。《宋会要辑稿·蕃夷》：“乾道三年（1167）十月一日，福建路市舶司言：本土纲首陈应等昨至，占城蕃首称欲遣使副恭赉乳香、象牙等前诣太宗进贡，今应等船五支，除自贩物货外，各为载乳香、象牙等并使副人等前来，继有纲首吴兵船人，赉到占城蕃首邹亚娜开具进奉物数百……诏使人免到阙。令泉州差官以礼管设，章表先入递前来。……市舶司发纳左藏南库，听旨回赐。”不但说明了泉州海商生意之大，也说明民间海商开始交接外国、影响政治，经略海洋的意识开始凸显。两宋时期中国海商还开辟了从东南沿海通往菲律宾群岛的东洋专用贸易线，据《诸蕃志》“麻逸”条载：“麻逸国在渤泥之北，团聚千余家，夹溪而居。”中国“商舶入港，驻于官场前……交易之例，蛮贾丛至，随颠簸搬取货物而去……蛮贾乃以且货转入他岛贸易。率至八九月始归，以其所得，准偿舶商。亦有过期不归者。故贩麻逸舶回最晚。”麻逸“土产黄蜡、吉贝、玳瑁、药槟榔、于达布，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进一步拓展了宋朝海洋贸易往来的领域和规模。这样，宋代的海洋贸易逐渐形成了以中国输出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与海外诸国、印度洋沿岸地区输出香料、珠宝等资源的稳定的互补性市场。

三）“经世致用”思想观照下市舶贸易的商业理性受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的影响，宋代士大夫义利并举的经世致用思想十分盛行。周去非一生未出过国门，但其留心外域，勤访博问，通过中外舶商和译者之口，《岭外代答》收录了40余个国家的名称，记述了其中20多个国家的位置、国情和通商线路，意在“异时训方氏其将有考于斯”。《萍洲可谈》对广州市舶司的职能以及船舶航海、蕃坊、海商及海外诸国的情况的记载相当详细，对于市舶司对番商的“抽解”（类似关税）和“榷货”（也称“官市”，类似商品专卖），在蕃坊居住的外国商人的衣饰、饮食和宗教信仰等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赵汝适《诸蕃志》“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畜产，译以华言，删其污渫，存其事实”，所涉58个国家与地区，均一一注明所处位置、特产及与中国的关系，无论记载国家数量还是记载内容真伪情况，或是对商业的重视，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现了南宋人所了解的海外世界的情况和精神面貌。这些半官方文本的经世致用特点和商业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贸易中心、商业航线作为“志国”逻辑。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门》在“海外诸蕃国”条中提出三分海洋体系，即以三佛齐为都会的正南诸国、以阇婆为都会的东南诸国和以占城、真腊、大秦等为都会的西南诸国。同时，在诸蕃国介绍中注明各国与贸易中心的航路与距离，对这些海上贸易中心进行了重点关注。赵汝适《诸蕃志》立足福建路市舶司，以泉州为中心，由近至远，详细记述各国的地理方位、自然环境以及从泉州到达各国的具体航道、里程，其中以海外诸国最为详细，如交趾国“舟行约十余程，抵占城国”，占城国“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国南五七日程至真腊国”，真腊“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其国南接三佛齐属国之加罗希”，三佛齐国“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渤尼“在泉之东南。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麻逸各三十日程，皆以顺风为则”，构建了完整的南海商业航路。二是重视各国物产、商品、货币、贸易政策等市场信息。《岭外代答》“触事而谈”，分列地理门、边帅门、外国门、风土门等，凡二十门294条，记载了宋时岭南（泛指两广）的山川、古迹、物产资源以及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状况，为从事外国贸易事务的商人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物流网络。《诸蕃志》上卷《志国》在介绍各国基本概况时，列以大量的笔墨详细记述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物产、风俗民情，并特别指明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富有资源和急需物品，为从事贸易的商人提供了重要参考。如《诸蕃志·占城国》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商业信息：当地物产，“地所出，象牙、笺、沉速香、黄蜡、乌樠木、白藤、吉贝……孔雀、犀角、红鹦鹉等物”；贸易政策，“商舶到其国，即差官折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交易。如有隐瞒，籍没入官”；前往该国的海商所带商品，“番商兴贩，用脑麝、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甆器、铅、锡、酒、糖等博易”；其国内的贸易和货币情况，“不以钱为货，惟博米、酒及诸食物以此充岁计”“买人为奴婢，每一男子鬻金三两，准香货酬之”，等等。对真腊、阇婆、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渤泥等宋朝商业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记载了上述商业信息，几乎类似完整的商业知识指南，体现了海商交往以经济贸易为重心的现状和观念。《诸蕃志》下卷《志物》重点记载当时各国各地区在泉州港进出口的种类繁多的各类商品，其中，出口以丝织品、瓷器为大宗，进口以香料最为大宗。以事实说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之路”、还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的事实。三是注意对商业贸易风险的警示和提醒。如针对三佛齐，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认为三佛齐国人以“有文书，善算。……亦榷檀香，令商就其国主售之，直增数倍，蕃民莫敢私鬻”。《岭外代答》认为其“国无所产，而人习战攻，服药在身，刃不能伤。陆攻水战，奋击无前，以故邻国咸服焉。蕃舶过境，有不入其国者，必出师尽杀之”。《诸蕃志》认为：“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奢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另者。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古用铁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至则纵之。”描述三佛齐国依靠海上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有利地理位置，以海盗的方式掠夺来往商船有价值的货物，再出口货利的历史史实。

此外，这些海丝文本还对商业贸易活动中的不诚信、不劳而获行为进行谴责和提醒。如《诸蕃志》认为新拖国（今雅加达）“其地无正官，好行剽掠”，因此番商少至；流求国少奇货又喜欢剽掠，因此商贾不通；对监篦国人杀人多者带符标榜炫耀的风俗多有讥讽、不屑；对毗舍耶（菲律宾群岛中之米沙鄢族人）淳熙间常率众到泉州的水澳、围豆等村寇掠暴行表示了愤怒与道德上的谴责等，对贸易中不诚信、或不劳而获、好杀等行为的国家表现出明显的憎恶。
以上半官方海丝文本对于海外诸国书写，不仅所记录的各国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动植物产等内容都比较客观、真实，而且在书写方式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常识化特征，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受注重经史研习和理学“穷理考辨”风气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理性意识显著增强的思想状况；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特殊时代语境影响下宋人从海洋生财取利的观念和海洋经略的实用主义思想。

三、殊方异域书写的文学想象中国历代文人习惯于以地理博物体志怪文学书写异域的奇闻异事，先秦的《山海经》、六朝《博物志》、唐代《酉阳杂俎》等均反映了这种书写传统。这些异域书写广涉异域的山川地理、奇风异俗、飞禽走兽、神奇物产等诸多侧面，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和怪诞的记述。到了宋代，记述异域奇闻异事的志怪文学仍然不少，大多集中在地理博物类文本中。（一）宋代文人海洋叙事和海外诸国书写的奇幻性期待洪迈《夷坚志》“广览博闻，好奇尚异”，涉及海上贸易的书写和描绘的有20余条，均从某些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对于海上贸易和海洋世界的奇幻性期待。如《王元懋巨恶》对于“获息数十倍”引起的“遽兴悖心”，《海山异竹》中温州巨商张愿在海上遭风飘后得“一竹”，倭客及崑仑奴“争欲辍买”后得知是“宝伽山聚宝竹”等，反映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导致宋代社会尚利好货的价值观和不劳而获的暴富幻想；《泉州杨客》中杨客因没有信守承诺为神明“饰塔庙设水路”“梦诸神来责偿”，反映了海上贸易信守承诺的商业规则；《岛上妇人》记载泉州僧本偁表兄海上遇险蒙“举体无片缕”之妇人救后“置夜与共寝”，《海王三》山阳海王三之父海上遇险结识一“语言可通晓，举体无丝缕朴樕蔽形”女子后“生一子”等，反映了海商情感空虚导致的心理与生理渴望；《昌国商人》《无缝船》《海中红旗》《长人岛》《海外怪洋》《猩猩八郎》等条目则记述了海上险恶奇异的恐怖场景和奇特遭遇。如昌国海商在被岛人“缚以铁绠，令耕田”，并烧铁箸灼其股以为戏；赵士藻一行因未及时往广利王庙祭祀，遭遇海难；明州商人泛海，到长人国，被长人抓住折磨；有泉州海贾风飘至一岛，被妇人禁锢于石室，七八年始得脱；明州人蒋员外平素多行善事，一次航海遇风溺水，却有一物托起获救。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对中国商船难以直达的国家和地区仍存在一些比较怪异的记载，如，阇婆东南岛屿上有吃人族晏陀蛮，“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船人不敢舣岸”，商人遇风飘至者“尽为山蛮所食”；阇婆国东南还有麻罗奴蛮，“商舶飘至其国，群起擒人，以巨竹夹烧而食之”；另有女人国，“舶舟飘落其国，群女携以归，数日，无不死”，其国“数年水一泛涨，或流出莲肉，长尺余，桃核长二尺”，“其国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等；木兰皮国所产麦粒长二寸，瓜围六尺，胡羊高数尺；昆仑层期国有大鹏，蔽日移晷，翅羽直之管堪作水桶；有骆驼鹤，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高；海岛野人身如黑漆，常卖爲蕃奴等，呈现了一个个有别于怪异描绘的常人的海外世界。（二）海上信仰的盛行和传播信仰的主观书写中国大陆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海陆分野，形成了典型的东亚季风地带，冬夏之际交替出现的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使得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往来航行成为可能。然而海洋的巨大险恶仍然令宋人对海洋抱有强烈的敬畏之心，海上信仰十分盛行。根据《宋史·礼志》记载，宋朝先后于仁宗康定元年、皇祐五年、大观四年、乾道五年等多次加封四海神，其中以南海神最为优厚，不但岁时降御书祝文，更加封至“广利洪圣昭顺威显”八字王爵，南海神崇拜也达到高潮。泉州和广州地方官在海商出海时节都举行祈风仪式，祈求海神赐风，以保佑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民间祈风习俗在明州至海南岛之间都很盛行。宋人还创造了新的海神妈祖林默娘。宋人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描述了妈祖各种显灵传说以及信众为其立庙的经过。《夷坚志·林夫人庙》记载：“兴化军境内地名海口，旧有林夫人庙，莫知何年所立，气宇不甚广大，而灵异素著。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珓，祈阴护，乃敢行。盖尝有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夷坚志·浮曦妃祠》则记载了南宋绍熙年间福州海商郑立之因曾向停舟地海神夫人庙（妈祖庙）告求救护得以免除贼船劫掠之祸的故事。有宋一代，朝廷对妈祖的赐封达十五次之多，最后加封为“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几与南海神同等秩，可见妈祖信仰之兴盛。

（三）宗教描述中的文化包容精神和涵化心态宋代以来，由于国家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宋人意识到“内”“外”之分，开始明确区分“外国”与“蛮夷”，逐渐在士大夫那里形成共识，并在史志撰写和各类笔记文本撰写中体现出来。他们已经明确“外国”是与中国相对的“他者”，而“蛮夷”则是在中国之内的野蛮族群，是可以“以夏变夷”的内部。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宋人开始体现出对于他国文明的包容精神，不以一己之文明否定异域文明，并未一味称其为野蛮、落后，展现大国能容、开放的心态。这在对三佛齐、天竺、大食等大国的书写和宗教叙事中体现得比较明显。随着海上频繁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的番客在泉州、广州等地定居，开始在宋朝有了聚居之地和文化活动，并受到宋朝的法律保护。宋朝允许汉番通婚。当时来华的大食国人皆是男性，宋朝越来越多的汉女嫁给大食国人，甚至有宗室之女嫁番人，嫁给伊斯兰教的汉女也随之信仰伊斯兰教，宋朝政府对于宗教信仰任其发展，唯规定蕃人不能带汉妻离开中国。泉州的宗教种类最多，除了中国一般的佛寺、道观、孔庙外，印度庙、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有“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宋代的异域书写中关于宗教的神基本都用“佛”或“天”统称。佛教在宋代已经开始中国本土化，“佛”不论在官方或民间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有高品德、为民众谋福利的人常称“菩萨心肠”，对于有修行的人也称为“佛”。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描述，皆以“佛”概之，基督教则以“事天”概之。“天”则是儒家的最高法则。《诸蕃志·真腊国》以用“佛”字概括真腊国的宗教活动，“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此“佛”实指婆罗门教中的神。《诸蕃志·南尼华罗》：“城有三重，人早晚浴，以郁涂体，效佛金色，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此处“佛”也是指婆门教中的神。《岭外代答》与《诸番志》中也以佛称先知穆罕默德或伊斯兰教。《诸番志·麻嘉国》记载：“麻嘉国……乃佛麻霞勿所生之处。佛居用五色玉甃成，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皆至瞻礼，争持金银、珍宝以施，仍用锦绮覆其居。后有佛墓，昼夜常有霞光……”此处的佛应指先知。《诸番志·默伽猎国》中说：“王每出入乘马，以大食佛经用一函乘在骆驼背前行。”此处“大食佛经”指古兰经。宋代泉州有三座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其中位于泉州东南的艾苏哈卜被称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四大清真古寺。结 语从上述海丝文本看，宋代士人站在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目的，对海外诸国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官方海丝文本编撰者更关注利用海洋叙事和海外诸国书写进行政治解说，注重选择记录朝贡、册封等政治信息，来构建四海蛮夷怀服的华夷天下秩序；半官方海丝文本撰述者意在探明航路海情、地理方位、市场信息等海洋世界的真实形态，以宽民力、助国用，实现经世致用的目的；而一般文人则以猎奇、娱乐的心态和教化的理念来讲述海洋故事，并于其中寓含宗教教化和人生体验。宋代海丝文本中的海外诸国形象是作者对自身形象认知的镜像，对异域的言说其实也是在反向言说着作者自己的文化，对他者社会问题的揭露，其实也是在进行自我批判，表露出了作者及其生长文化的状态。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士人对于海外诸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其潜意识思想中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可见，宋朝士人眼中的海外诸国，不仅是一个地域空间上异于“中国”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异质文化概念。以话语研究的视角观察宋人的海外诸国书写和海洋叙事，这海外诸国和海洋则成为叙事主体思想意识、特定社会语境和历史文化内涵的载体。作者怎样塑造了海外诸国形象，即在那个赋予他的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历史文化层面上加以阐释，从而见出先于书写的那个价值体系以及与这一异国形象的关系、意义。因此关注宋人对于海外诸国的诸多观点和态度，也反应出注视者宋人整体的社会文化心态。宋代海丝文本中的海外诸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而是作为注视者的宋人对于海上异域的“社会集体想象”，宋人注视“他者”，这个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宋人作为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和宋代整个社会、民族的集体想象以及思想流派、意见、文字等反映出来的半集体想象紧密相关。与前宋时代一直将海上异域视为蛮荒愚昧、鬼怪盛行或奇异神秘的代名词不同，宋人对于海外诸国的认识多介于虚拟想象与历史真实之间。作者在文本中对海外诸国人民习俗、物产的描述和海洋实践的记录，充分显示了宋代士人对“他者”形象的奇幻性期待。但异于社会集体想象的是，作者对于海外诸国习俗中的俗弊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对策，正是“他者言说自我”的模式，显示了海丝文本对于“他者”形象的建构的两个原则——奇幻性期待与现实性体验。从注视者的文化态度与形象模式看，宋代海丝文本既有宋人作为注视者虚构的理想化表现，这种“乌托邦”意识对宋代本土文化起到一定的颠覆作用；又有宋人以自身文化的优势去俯视异域文化的姿态，反映了宋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同时还有在双向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异域文化的书写，反映了相互补充、平等对话的“双赢”文化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说，探求宋代海丝文本中呈现的海外诸国形象，并不是帮助我们区分文本中海外诸国形象的真伪，而是探究这种异域形象形成的原因，以及这些形象背后所寄托的撰写者思想观念及其表现形式。在这些文本中，作者不仅仅书写了自己的见闻与感受，更是通过书写异域促使自我认识的升华，进而对自己所在社会进行更深刻的反省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