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旧唐书·李白传》与《册府元龟》记载可知，李白在永王璘幕府的正式职务是江淮兵马都督从事。《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六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命三王制》：“其有文武奇才，隠处山薮，宜加辟命。”永王璘征辟李白为江淮兵马都督从事，正是执行玄宗此一旨意。
永王璘执行玄宗战略出奇兵创奇功，而征辟李白为江淮兵马都督从事，此正符合李白报国之理想，怀奇负伟之性格，故慨然应征入幕以支持永王璘。当然，李白实以东山谢安自期，谢安是李白一向的报国理想典范。

《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天宝十五载记载玄宗幸蜀，自六月乙未（13日）次金城县（今陕西兴平）以下，皆逐日记载行程，历历可考。自六月丙午（24日）次河池郡（今凤县）至七月壬戌（10日）次益昌县（今四川广元昭化）之间，则有半个月行程不见记载。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提出：肃宗是为了使玄宗“六月份命永王出镇的诏令不能存在”，“因此，便将玄宗到过汉中郡的事实从记录中删除。”今天看来，肃宗不仅删除了自玄宗六月丙午（24日）次河池郡至七月壬戌（10日）次益昌县之间半个月行程记载，以抹消玄宗六月下旬命永王出镇江陵之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删除了玄宗七月十二日至普安之后、二十八日至蜀郡之前的入蜀途中命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之记载。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永王正月东出师”。按永王璘本来是以至德元载十二月二十五日“东出师”，诗言“正月”者，乃是特意用《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及《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之典，以及《公羊传》隐公五年“曷为或言率师，或不言率师？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也”之义例[10]，言永王璘以唐肃宗至德二载正月率唐朝水军沿长江东下扬州，乃是执行唐玄宗所发布之平定安史叛乱、维护大唐一统天下之命令，并获得唐肃宗之认可也。其重大历史背景，是按照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八月十八日《明皇令肃宗即位诏》之册命约定，在克复上京之前，上皇有权处置南方地区军政事务，并令所司奏报肃宗认可。值此唐朝存亡危急之秋，当时一般人民心目中，对此册命约定之国有二君之过渡局面并不以为异常，而认为此是为了救国所需。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十：“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即是此种心理之体现。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至德二载二月，江淮兵马都督永王磷率水军自江陵沿长江下扬州至润州时，遭到唐肃宗镇压，被宣布为“叛逆”.永王磷江淮兵马都督从事李白，遂亦为“从逆”.今依据原始文献尤其若干未被删改且未被研究者采用过或未被充分采用过的原始文献材料，包括《旧唐书》、《册府元龟》、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等，第一次提出：至德元载七月玄宗入蜀途中曾经有对永王磷的第二次任命：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磷下扬州时，玄宗诰命完全合法；永王磷水军下扬州的目标是海路取幽州，而唐代扬州海运可以直至幽州；肃宗蓄谋镇压，挑起冲突，以磷为“叛”；唐代宗即位诏已为永王磷昭雪。本文结论：所谓永王磷“叛逆”案纯属唐肃宗制造的冤案，所谓李白“从逆”案亦纯属冤案，应予彻底推翻。
史书不见肃宗有公开反对永王璘水军下扬州之任何记载。假如肃宗反对，也就不会有永王璘水军下扬州的行动，和镇压永王璘水军的悲剧。何以肃宗没有反对永王璘水军的行动？其故当有三点。第一，依照册命约定，收复上京之前玄宗有权处置南方军政事务并通报肃宗认可。第二，永王璘率水军下扬州海路北上取幽州覆贼巢穴，与肃宗谋主李泌主张出塞北东进取幽州覆贼巢穴[18]，十分相似，同为出奇制胜根除叛乱之最佳战略。显然，反对上皇命永王璘水军下扬州海路取幽州，既不合法，亦完全失理。第三，肃宗由抢夺皇位而来的阴暗心理，将玄宗及永王璘视为如同安史叛军一样的敌人，不可能与之有开诚布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