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春
1958年7月,我的父亲杨盛春正值盛年突然病故,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坍塌了,他所在的老北京京剧团也一下子没有了当家武生。当时团里的“四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先生力主,通过“艺委会”做出决定,让我加盟剧团来接父亲的班,而那时我还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习尚未毕业。按照父执前辈眷念旧情抚恤遗族的意愿,我来剧团后的一切工资待遇,承袭父亲生前照数不变,但却有个体制问题作梗。因为那时的北京京剧团属于民营公助性质,而我所在的中国戏曲学校则是中央文化部所属的国家正规艺术院校。史若虚校长也还有他的考虑,担心我去了剧团,会给其他即将毕业的同学带来负面的影响。于是,团里马、谭、张、裘几位团长联名写报告,通过彭真市长与文化部协调,最后决定我到了团里后,按照院校毕业生的国家待遇标准,而其他给家里的抚恤另行拨支。就这样,我于当年11月正式调入北京京剧团,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与艺术大师一起同台的日子。
1958年7月,我的父亲杨盛春正值盛年突然病故,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坍塌了,他所在的老北京京剧团也一下子没有了当家武生。当时团里的“四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先生力主,通过“艺委会”做出决定,让我加盟剧团来接父亲的班,而那时我还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习尚未毕业。按照父执前辈眷念旧情抚恤遗族的意愿,我来剧团后的一切工资待遇,承袭父亲生前照数不变,但却有个体制问题作梗。因为那时的北京京剧团属于民营公助性质,而我所在的中国戏曲学校则是中央文化部所属的国家正规艺术院校。史若虚校长也还有他的考虑,担心我去了剧团,会给其他即将毕业的同学带来负面的影响。于是,团里马、谭、张、裘几位团长联名写报告,通过彭真市长与文化部协调,最后决定我到了团里后,按照院校毕业生的国家待遇标准,而其他给家里的抚恤另行拨支。就这样,我于当年11月正式调入北京京剧团,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与艺术大师一起同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