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深秋的风已带有些许寒意。为了不让爸爸承受过重的心理压力，我们选择了善意的谎言。我轻声告诉他，检查结果显示是肺部感染，需要住院治疗，但本地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我们去北京寻求更好的治疗。爸爸一生勤劳朴实，几乎没进过医院，他对我的话没有太多怀疑，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行李。看着他苍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如果我能早点察觉他的病情，如果我能为他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也许一切都不会如此。但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现实和后果。我默默地祈祷，希望在北京的治疗能为爸爸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10月11日，爸爸在新疆的短暂停留即将结束，命运的转折让我们提前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原本打算直接带他前往医科院肿瘤医院，但姐姐的提醒让我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让爸爸察觉到病情的严重性。于是，我们决定先在医院附近的旅店安顿下来，由我带着爸爸的检查报告先去面诊。
10月12日的北京，阳光明媚却带着一丝沉重。专家仔细地研究了之前的B超和CT报告，然后沉重地告诉我们，爸爸的病情已经恶化到肺癌晚期并伴随转移，手术不再是可行的选择。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病人和家属都会选择放弃，但我和姐姐却坚定地表示，我们要为爸爸寻找更多的治疗机会。于是，外科专家安排我们转诊至胸内科。然而，当我们满怀希望地来到胸内科时，却被告知目前没有空床位，需要等待。最快也要到15日才能有床位空出。我们无奈地登记了信息，决定先回住处等待消息。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和姐姐进一步商量了治疗计划。我们决定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先带爸爸去附近的医联体医院住几天。这样不仅可以开到转院证明，提高治疗的报销比例，还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爸爸身边。在医院的两天里，爸爸接受了盐水和葡萄糖的输液治疗，身体状况稍有改善。同时，我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肿瘤医院的消息。
14日下午，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我们接到了期待已久的通知：15日上午9点前去医院办理入院手续。这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感激。我们知道，接下来的路还很长很艰难，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不放弃任何机会，就一定能够为爸爸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生机。

10月15日，晨光初露，我们便匆匆赶往肿瘤医院。在护士站，我们焦急地等待了近四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如同煎熬。终于，上一个病人出院了，我们得以住进病房。医生随即开具了一系列检查单据，为接下来的治疗战役做好充分准备。
接下来的几天，爸爸坚强地挺过了胸部增强CT、心脏彩超、甲状腺超声检查以及肺功能检查等多项繁琐而必要的检查。增强CT的结果令人揪心，爸爸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多处转移的迹象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更精确地了解病情，医生建议进行气管镜、ECT全身骨显像以及脑部核磁等进一步检查。
10月16日上午，爸爸勇敢地走进了气管镜检查室。检查过程中，医生发现爸爸的肺功能已经受损，可能会出现气胸等并发症。幸运的是，在医生的精湛技艺下，检查有惊无险地完成，同时病理样本也被及时送检，我们开始了漫长而忐忑的等待。
与此同时，爸爸出现了尿不尽的症状，这让我倍感担忧。结合CT结果，我急切地询问医生是否存在肾转移的可能性。医生告诉我们，虽然风险存在，但也可能只是麻醉后的暂时反应。他建议我们保持观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爸爸的症状并未得到缓解。
10月17日，ECT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般降临，胸7椎体以及右侧第3、4根肋骨代谢异常，考虑骨转移的可能性大增。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如同行走在黑暗中，每一次检查都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审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脑部核磁结果显示无异常，这让我们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然而，尿不尽的症状依然困扰着爸爸，让他痛苦不堪。
10月23日，为了探究尿不尽的原因，医生为爸爸开具了肾部超声检查单。检查结果让我们再次陷入深渊，右肾已经出现了转移灶。我颤抖着询问医生CT显示的肝部钙化灶是否也意味着转移的风险，医生只是无奈地摇头，告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免疫组化的结果。
10月24日，免疫组化的结果如同判决书一般摆在我们面前——大细胞肺癌。这几个字瞬间让我感到心如刀绞，泪水夺眶而出。医生沉重地告诉我们，大细胞肺癌的恶性程度极高，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意味着靶向治疗的希望渺茫。他提出了化疗+免疫治疗的方案，但同时也告诉我们免疫治疗所需的费用高昂且并未纳入医保。面对这样的选择，我和姐姐紧紧相拥，泪流满面。我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为爸爸争取最好的治疗方案，哪怕只有一线生机，我们也要紧紧抓住。

在等待评估结果的漫长日子里，我竭尽全力对父亲隐瞒真相，只告诉他这是肺部感染所需的进一步治疗。但每当目光触及他日渐消瘦的背影，捕捉到他脸上难以掩饰的痛苦时，我内心便涌现出深不见底的愧疚与自责。我深知，自己必须成为他的坚强后盾，用爱为他筑起抵御病痛的堡垒。
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让我忧心如焚。他腋窝下的肿胀如同野火般蔓延至后背，持续不断的胀痛令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尽管我们将药物从布*芬升级到曲*多，但疼痛依然如影随形。他急切地追问出院日期，抱怨治疗效果不彰。我只能以更加耐心细致的态度安抚他，解释肺部感染的严重性，以及我们正在等待更为详尽的检查结果，以便为他量身定制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10月25日，医生面带沉重地告诉我，评估结果显示，由于父亲长期吸烟，肺功能已遭受重创，免疫治疗对他而言风险极高。因此，他们建议将治疗方案调整为化疗联合放疗。紧接着，放疗科的专家也加入了讨论行列，他们在经过缜密评估后坦言，虽然放疗具有可行性，但父亲的预后情况恐怕不容乐观。
在这场专家会诊中，我们听到了相似的声音——不建议进行积极治疗，而应转而关注疼痛缓解和营养支持。尽管这个建议如同晴天霹雳般令我难以接受，但我和姐姐仍然坚定地选择了抗争。我们决定放手一搏，尝试化疗与放疗相结合的治疗方案。毕竟小细胞癌肿瘤对初次放化疗的反应往往令人惊喜。我们深知这一选择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但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而无动于衷，这简直比死亡还要痛苦百倍。
家里的其他亲人们都对这一决定表示担忧，他们害怕父亲的身体会无法承受治疗的猛烈冲击。他们提起母亲当年在胃癌的折磨下短短九个月便离世的悲剧，化疗带来的痛苦仿佛还历历在目。他们担心已至耄耋之年的父亲难以挺过这场生命的风暴。然而，我始终坚信治疗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哪怕只能为父亲延续一线生机、争取到一分一秒的陪伴时间，我都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来换取他的安好。当然，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我也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可能风险和后果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