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欧阳修的创作实践，他们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唐代古文家喜欢使用艰深冷僻词句的积习，缩小了古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
在欧阳修之后，苏洵、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批古文大家相继崛起，他们都是欧阳修的后辈，都受到欧阳修的提携和奖掖，进入“唐宋古文八大家”的行列。
第六节 王安石诗文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力主变法图强。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相，推行新法，几经反复，变法失败。熙宁九年（1076年）退居江宁（今南京），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猝然去世。谥文。有《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今存明嘉靖间翻刻之南宋绍兴本；又有宋刊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其中文五十六卷，诗词四十四卷。李壁有《王荆公诗笺注》五十卷，征引丰富，考证甚详。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杜甫画像》诗云：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从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去认识杜甫，故能揭示出杜甫忠君爱国、悯人省身的仁学内涵。这正是王氏的诗歌价值观念。这个时期他的诗歌多政治诗，能紧密结合时事政治，反映面广，提出的问题尖锐；创作态度严肃，能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写进诗中，内容充实，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感事》、《河北民》、《收盐》、《省兵》、《兼并》、《读诏书》、《发廪》等诗篇，密切联系现实人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博大胸怀。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吸取韩诗健拔雄奇、以文为诗的艺术特色，具有劲峭雄直之气。
除政治诗外，王安石还有大量咏史诗。如《商鞅》诗云：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变法正名。这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亦不乏传世佳作。如《贾谊》、《孟子》、《韩信》、《范增二首》等，皆有感而发，寓意深刻。特别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议论新颖，感情深沉，独具只眼，在遭遇坎坷、令人一洒同情泪的王昭君形象中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人一扫历代描写王昭君这位绝代佳人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偏见，具有可贵的独创性。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争相唱和，为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王安石后期诗歌，是指他在熙宁九年罢相后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变化：前期诗歌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已逐渐消退，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名作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锤炼甚工，妥帖自然，意境清丽，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的《泊船瓜洲》诗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诗当作于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熙宁七年）知江宁府后，次年二月复召为相之时，被历代诗话推为“诗眼”的典范。名为写景诗，实为感遇诗。据传“绿”字原稿曾修改数次：由“到”而“过”、而“入”、而“满”，最后改为“绿”字。一个“绿”字，既给眼前的江南春色注入一派生机，又抹上一层鲜丽的色彩。王安石早有在金陵（今南京）定居的打算，他第一次罢相是主动请求，拟在金陵终老；第二次复出，是因吕惠卿继任后，借机打击他，不得已复出，然其退居金陵的愿望固未尝忘。此诗也表达了他这种复杂的心迹。到熙宁九年冬，他就再次辞去相位，长期在金陵、居钟山了。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卷上）；清吴之振《宋诗钞》说他“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临川诗钞序》），都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王安石学杜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于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成就最高，且大体可分四类：一是奏议，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梁启超誉之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王荆公》第二十一章）。此类文章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辞切直而有分寸，语气诚敬而富于鼓动性。二是针砭时弊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巧于用比；《兴贤》、《委任》，正反两面，反复论证，富有逻辑性；《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君主不识贤良，笔锋锐利，寄慨遥深。三是史评和人物论，如《子贡》、《伯夷》、《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等，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仅四句，九十余字，却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之杰作。吴北江说：“此文乃短篇中之极则，雄迈英爽，跌宕变化，故能尺幅中具有万里波涛之势。”（《唐宋文举要》引）四是书序信札，如《周礼义序》、《诗义序》、《答司马谏议书》等，简而能赅，字字着力，理足气盛，有纵横排荡之势。此外，他的记事文如《伤仲永》，记游之作如《游褒禅山记》，叙述简劲，而托意甚深，饶有理致，也是别开生面的佳制。王安石为文，师法孟子和韩愈，实则他的文风于柳宗元为近，于古人则兼取韩非之峭厉、荀子之严谨、扬雄之简古，融会贯通，形成峭刻幽远、雄健简净的独特风格，在宋文中自树一帜，其成就堪与欧阳修和苏轼鼎足而三，在其余诸家之上。

第七节 苏洵、苏辙、曾巩文

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代占六家，除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外，还有苏洵、苏辙和曾巩，他们都是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苏轼之父，人称“老苏”。他以文名世，尤工于政论。宋文多以尚议论、好说理为特色，老苏是较早体现这一特色的古文家之一，有《嘉祐集》十五卷传世。苏洵与欧阳修年纪相若，而成名较晚。他在《上欧阳内翰书》中对欧阳极其推崇，在崇尚古文方面亦与欧阳修同道，然其思想有所不同。欧阳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苏洵当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受战国纵横之士的浸润亦颇深，他把所作的一组论文名为《权书》。“权”有权衡之权与经权之权（即权宜）两层意思。因此，他的论文不仅文笔犀利，气势凌厉，有纵横家之遗风；其论议也多像纵横家一样，惯于通过客观形势的分析来评价历史上的是非成败，提出某些应时的策略。如其中的《六国论》即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赂秦政策的是非，暗讽北宋赂辽的失策。尤可注意的是，他作《六经论》亦用此法。如《礼论》即说上古人本不知君臣上下之礼，圣人通过制礼，让人们在仪节中养成区分君臣上下的习惯和以不守礼为耻的文化心理，使人们知有君臣上下。这种说法就不合孔孟性善之旨，而与荀况从性恶说出发而作的《礼论》的旨意略近，但更为露骨地揭示了“圣人”用礼来统治人的功利目的。这种用功利观点解释“五经”的做法，在宋人的论著中是罕见的。他这种思想对其子轼、辙均有一定的影响。苏轼说“道可致而不可求”（《日喻说》），实际上就是认为道非经常不变，而是一种因时制宜的权，至少认为经即在权之中。苏轼论文也不太强调“明道”，这与其家教是分不开的。苏洵所作，除论文外，其他体裁不多，且多以议论出之，如《名二子说》、《木假山记》等即其代表。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苏洵之子，苏轼之弟，人称“小苏”。他颇工词与赋，而以文名世。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八十四卷传世。其论文注重“养气”，文章风格汪洋淡泊，而时有秀杰之气。如《黄州快哉亭记》，熔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淡泊之中贯注着郁愤不平之气。《上枢密韩太尉书》、《武昌九曲亭记》等，亦清畅而有情韵，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他也像乃父兄一样，好为议论，尤好论史。其文多辩，亦间有所见，但议论深刻者较少。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有《元丰类稿》五十卷传世，今存《四部丛刊》影元本。尚有《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皆佚。他工诗，但主要以文著称。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他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理论主张，成为开文章“义法”先声的人物。故后世多有以“欧曾”并称者。曾巩的散文亦以议论见长，立论平正，说理曲折尽意。如《唐论》之论唐政得失，《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之论当代政务，皆颇平允切要，条理明畅，无浮辞华语。其序、记诸体之文，则每以议论驭叙述，而抒情即寓于议论之中，其中佳者往往能从容舒展，有摇曳之姿。如《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皆为怀才不遇者吐气。前者紧扣“迂阔”二字，一波三折地婉转论述，于吞吐抑扬之中露出勃郁之气、纡徐婉曲之致；后者以“人才难得”为中心论题，纵论古今特出人才之少而埋没人才之多，然后为王安国之不得用世而特以诗文自抒感叹，颇具敛气蓄势之功。然而同欧文相比，曾文显得较质实而少情韵，殊少欧文那种优游婉转、一唱三叹之美。曾文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因其议论更符合传统的儒家之道，文词亦更醇雅，而且法度谨严。何良俊称其文“严正质直，刊去枝叶，独存简古”（《四友斋丛说》）。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引》说：“南丰之文深于经，而濯磨乎《史》、《汉》。深于经，故确实而无游谈；濯磨乎《史》、《汉》，故峻而不庸，洁而不秽。”虽赞誉稍过，但他指出曾文根柢经术，以洁净见长，很有见地；惟本朱熹之说以“峻”字形容曾文，则颇不类。曾文之和雅，与柳宗元之峻峭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