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正统是中国古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历代统治者来说，取得天命与正统，方能确立自身王朝的正当性，因此，各王朝不断地利用天文星象与史书编纂等方式，强调自身是天下唯一的正朔所在。而在各王朝争夺正统的过程中，禅让礼仪具有相当的意义与重要性。

禅让是儒家经典中对于&&和平交替的重要手段，其理论与具体仪式等方面，在两汉时期趋于成熟。至魏晋以降，王朝更替时开始出现了常态性的禅让仪式，禅让遂成为&&交替之际的主要仪式。周一良指出，王朝更替之际，注史者必须以本朝及继承的&&为正统，此种强调正统的纪录方式虽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敏感程度远不如对禅让问题的处理。楼劲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让，表面是公天下的形式，实则包含易姓&&的本质，历代统治者强调禅让的目的，在于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治&力的转移，并包装&&更替的合法性。另有许多学者对于汉魏禅让的形式过程及其背后代表的意义，进行各种论述。

魏晋南北朝&&争夺正统并强调禅让仪式的常态，实发源于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建国之际，各自利用谶纬、五德服色、祥瑞、星象等，标示改朝换代的正当性；在改朝换代的礼仪结束以后，新王朝仍需要不断透过郊祀祭天、社稷、明堂等仪式与制度，反复宣示自身的正统性。相关研究甚多，无须赘述。

但是，对于身处朝廷核心圈(首都)以外的臣民来说，朝代递嬗与其最切身相关的影响并非在朝廷进行的各种仪式，而是朝廷设置的州郡县名号或封国，亦即新&&所规划的地方行政体系。魏蜀吴三国都自称接受天命继承天下，特别是曹魏与蜀汉，都宣称自身继承了汉帝国的遗产，汉朝的疆域与郡县自然也为其承继；孙吴因为难以建立与汉朝的&&继承关系，更需要利用继承汉朝疆域等方式，强调自身是代替汉朝领有天下。因此州郡与封国体制所展现出的王朝正统意义，并不亚于各种禅让仪式与祭祀礼仪。

清代以来的学者，已细致考察魏蜀吴三国的疆域范围与州郡设置，大致认为曹魏设有十二州，孙吴置扬、荆、交三州，蜀汉置益州一州。除此之外，魏蜀吴三国也常在统治疆域外设置州郡与封国，许多学者认为，此一现象开启了魏晋南北朝以降遥领与虚封的滥觞。然而，即便是十六国时期的遥领与虚封，对于&&宣示正统性的主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魏蜀吴三国是否也借由设置辖境以外的诸州与封国，作为继承汉朝天下、宣示自身正统的象征，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将分析三国时期的州郡制度与爵制，比较魏蜀吴三国在设置州牧刺史与封国的异同，由此连结魏蜀吴三国在宣示正统与天命时的实貌，及其对两晋南北朝的影响。

一 九州与十三州的抉择
众所周知，州部刺史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刺史职责原以监察郡太守为主，东汉以降逐渐兼有行政职能。自汉武帝置十三州开始，西汉后期至东汉大抵长期维持十三州之数。但自西汉中期至曹魏时期，州的名称与数量经历数次变动。

西汉的十三州部刺史包括冀、兖、青、徐、扬、荆、豫、益、凉、并、幽、交趾、朔方，不包括司隶校尉；至光武帝建武十一年时裁减朔方部，因而东汉仅有十二州，加上司隶方为十三州。但后世史书仍常称东汉有十三州，例如《晋书》云“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复为刺史，员十三人，各掌一州”；《旧唐书》云西汉“诸郡置十三部刺史分统之”，东汉“亦如西京之制，置十三州刺史以充郡守”；贾琮于灵帝中平元年时担任交趾刺史，“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皆为其例。东汉以降的大臣与史官很清楚两汉刺史名称与数量的异同之处，然而在许多时候，仍将东汉泛称为十三州制。

到了东汉末年，历经黄巾之变与董卓&&等事件，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急遽下降，无法像过去一样任免刺史、太守以下的地方行政长官，地方诸侯遂各据一方。因而在建安年间，东汉原本的十三州出现了两次变化。

第一次的变化是建安前期出现了新的雍州刺史。汉武帝置十三州时，仅置凉州而无雍州，直至东汉基本未曾改动。但是到了东汉末年，朝廷为了因应河西四郡人的请求，在凉州之外别置雍州，以邯郸商为刺史。与此同时，韦端、韦康父子在建安前期先后担任凉州牧与凉州刺史，代表东汉末年在原有十三州的基础之上，新增了雍州刺史，当时的州数遂达到十四州。陈寿准确地理解建安前期新增一州的状况，因此《三国志》才会留下建安十八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的记录。

第二次的变化则是到了建安十八年，曹操在董昭等人的建议下，“恢复”了《禹贡》九州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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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杨、冀、益、雍也。”九数虽同，而禹贡无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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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安十八年将天下改九州后，东汉原有幽、并二州并入冀州，交州分并入荆益二州，司隶与凉州并入雍州。毋庸置疑，曹操改旧制十三州为《禹贡》九州，目的是为了扩大冀州的范围与影响力，以抬升曹操所领冀州牧的身份。《禹贡》九州的安排，对于曹操巩固&&地位，有着实际的意义。

曹丕继位后，继续领有冀州牧的身份，但是当时汉魏禅让已箭在弦上，新建国的曹魏从旧皇帝禅让与禅让典礼、传国玺的交接、禅位诏书与即位诏书、即位后的祭天与郊祀礼仪、大赦天下等，各项仪式可谓皆已齐备。而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曹丕君臣考虑的已经不是冀州的领域大小，而是曹魏建立后，要如何全面地继承汉朝正统的问题。《禹贡》九州虽然号称是上古美制，但并非汉朝臣民习用的制度，若曹丕继续沿用《禹贡》九州之制，等同悖离了汉朝的制度，在“继承”汉朝上就少了一份说服力。而且在建安后期实行的《禹贡》九州，冀州、雍州辖境过于庞大，反将造成管理不便。因此在曹丕即魏王之位后，就着手于恢复十三州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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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帝即王位，以(曹)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
（2）魏国既建，(张既)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
（3）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
（4）建安十八年，(并)州并属冀州，更拜(梁习)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总故部曲。……文帝践阼，复置并州，复为刺史，进封申门亭侯，邑百户；&&常为天下最。

曹丕为魏王后，优先恢复了凉州；曹丕登基后，又进一步恢复了司隶(或云司州)与并州；史料未载幽州恢复的年代，根据上述材料，可推断亦恢复于黄初元年。亦即自曹丕为魏王至代汉称帝之际，先后恢复了凉、司、幽、并四州，从而成为继承汉代十三州制的模式。

因此，东汉时期长期施行的十三州制，在建安前期因应地方需求，朝廷于凉州之外新设雍州，增为十四州。建安十八年参考《禹贡》将建安前期的十四州改为九州，此举无疑扩大了冀州牧曹操的影响力。曹丕代汉之际，无论是大冀州的规划或是裂土分封曹氏以巩固权势的必要性已然消失，曹魏为了宣示继承东汉正统，放弃了建安后期的《禹贡》九州，恢复东汉长期施行的十三州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