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破汴京,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及皇室嫔妃三千余人北上。同年赵构称帝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随即南渡,十年后定都临安,史称南宋。宗国破亡、生灵涂炭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文学内容和风格的改变,对于侧重写恋情、以抒发个人情愫为主的词而言,其变化更加明显,民族危机使得词人的创作无法继续封闭在个人闲情逸致和男欢女爱的狭隘圈子里,而必须直面苦难的社会现实,写出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种种不幸和苦难。怀念故国、渴望恢复成了南宋初期词作的主旋律。而北宋末年盛行一时的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典雅清丽的大晟词风,已经不适合于表达这一时代主题,一度被冷落的由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风,更适合于抒发他们的爱国之情和宣泄他们心中的悲愤。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靖康之变”对于整个民族都是一场灾难,从皇帝到平民,不管地位高低,受难者多以词来叙写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的悲愤。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著《徽宗词》),被掳北去,途见杏花而赋〔燕山亭〕曰: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靖康之变”对于整个民族都是一场灾难,从皇帝到平民,不管地位高低,受难者多以词来叙写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的悲愤。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著《徽宗词》),被掳北去,途见杏花而赋〔燕山亭〕曰: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