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本人,只是一名普通演员。无法与我的前辈和老师相比。这不是假谦虚,而是事实。古训有言:“满招损,谦受益。”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个差距,实事求是地评价每一个演员,包括我自己,主要还是对我们的京剧事业负责。对后学者负责。因为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真本事。不但要挑班唱戏,还要能养活一个剧团的人,否则就是徒有虚名。所以我总说,杨、梅、余这“三大贤”把我们京剧的标杆定得太高了,侥幸成功是不可能的。
我清楚记得,当时有人称余叔岩先生早已超越了我的曾祖谭鑫培,余先生马上说,你们不要给我找骂,和我的老师相比,我只是九牛一毛。所以凡是有人称他“余派”,他就特别生气。我记得在余先生的“范秀轩”始终供奉着我曾祖谭鑫培的大幅照片,每年到我家拜祭我的曾祖,以表示他对我曾祖和学习谭派艺术的虔诚态度,我认为正是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与老师的差距,所以他总在钻研曾祖谭鑫培的艺术,能够不断地进步,确立余派在京剧界的这杆大旗。
我的父亲谭富英因病最后一次住院,他一进病房就对我们说:“我这次是立着进门, 横着出去了。但是我没有什么遗憾,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毕其一生没有学好余叔岩先生这十八张半唱片。”最后从天津赶来一位姓魏的老中医来看望他,他当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却仍然说:“魏大夫,余老师这十八张半唱片我没有学好。”其实,家父对余叔岩的艺术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的学习,当年总是在演出的间隙时间到余先生家中求教。后来一直给余先生和孟小冬先生操琴的王瑞芝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成为家父的专职琴师,家父就把王先生请到家中,像对待余老师那样,一个唱腔,一个气口,一个字的发音都虚心请教,希望尽量缩小自己与余先生的差距。在“文革”中,他怕余先生最后创作的余派经典唱腔《法场换子》失传,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不顾生命的安危,把这段唱腔秘密录音,流传后世,可见他对余先生的崇敬与虔诚。
我总想, 看不到自己与前人的差距, 怎么可能进步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习前辈总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从科班毕业以后,每天晚上就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看戏。我当时特别崇拜高盛麟、李盛藻、李少春这几位,有时先到广和楼看家父的前半出《探母》,再到三庆戏院看高盛麟的大轴子戏,第二天先到中和戏院看李盛藻的前半出,再到庆乐戏院看李少春《打金砖》的后半出,时间都是算好了的。我对这几位真是崇拜极了, 他们的很多表演技艺我都认为妙不可言,做梦都在模仿, 就是今天也仍然感到自己望尘莫及。所以我不能说高盛麟先生演《连环套》,我也能演《连环套》,我就和高盛麟先生一样了。不能因为李少春先生唱《野猪林》《打金砖》,我也唱《野猪林》《打金砖》,我就是李少春了,那是不可能的。艺术是不能用秤来称的,必须要观众感到自己掏钱买的票物有所值。是好是坏,观众知道,票房知道,是骗不了人的。我在《沙家浜》中借用了杨小楼先生一个颠步,大家就说我是“杨派”,我自己明白,这杨派不是那么简单的。
大家知道我姓谭,主要传承的是谭派须生艺术。但是我从少年时期就喜欢高盛麟、李少春,李盛藻等先生的戏,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清楚记得那是1945年,少春先生到我家来,约我父亲外出。我真没有想到, 家父谭富英马上叫我过去给少春先生叩头,说:“你过来拜老师,给李先生叩头。过几天再举行正式的仪式。”少春先生马上阻拦,说,我这还在跟您学呢,您的儿子怎么能拜我呢?这不是让我班门弄斧吗?我父亲很严肃地说,我这儿子就迷你,整天就琢磨你那几出戏,他学你也合适,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少春先生看推辞不掉,就说:“这样吧,我文的还得跟您学呐,真教不了,武的您不怎么动,我就给元寿说几出武戏吧。明天起,就让元寿到家里找我去,想学什么我保教保会。”
我那天特别高兴,也特别奇怪,我是谭门后代,家父为什么让我跟少春先生学戏呢?
我清楚记得,当时有人称余叔岩先生早已超越了我的曾祖谭鑫培,余先生马上说,你们不要给我找骂,和我的老师相比,我只是九牛一毛。所以凡是有人称他“余派”,他就特别生气。我记得在余先生的“范秀轩”始终供奉着我曾祖谭鑫培的大幅照片,每年到我家拜祭我的曾祖,以表示他对我曾祖和学习谭派艺术的虔诚态度,我认为正是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与老师的差距,所以他总在钻研曾祖谭鑫培的艺术,能够不断地进步,确立余派在京剧界的这杆大旗。
我的父亲谭富英因病最后一次住院,他一进病房就对我们说:“我这次是立着进门, 横着出去了。但是我没有什么遗憾,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毕其一生没有学好余叔岩先生这十八张半唱片。”最后从天津赶来一位姓魏的老中医来看望他,他当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却仍然说:“魏大夫,余老师这十八张半唱片我没有学好。”其实,家父对余叔岩的艺术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的学习,当年总是在演出的间隙时间到余先生家中求教。后来一直给余先生和孟小冬先生操琴的王瑞芝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成为家父的专职琴师,家父就把王先生请到家中,像对待余老师那样,一个唱腔,一个气口,一个字的发音都虚心请教,希望尽量缩小自己与余先生的差距。在“文革”中,他怕余先生最后创作的余派经典唱腔《法场换子》失传,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不顾生命的安危,把这段唱腔秘密录音,流传后世,可见他对余先生的崇敬与虔诚。
我总想, 看不到自己与前人的差距, 怎么可能进步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习前辈总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从科班毕业以后,每天晚上就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看戏。我当时特别崇拜高盛麟、李盛藻、李少春这几位,有时先到广和楼看家父的前半出《探母》,再到三庆戏院看高盛麟的大轴子戏,第二天先到中和戏院看李盛藻的前半出,再到庆乐戏院看李少春《打金砖》的后半出,时间都是算好了的。我对这几位真是崇拜极了, 他们的很多表演技艺我都认为妙不可言,做梦都在模仿, 就是今天也仍然感到自己望尘莫及。所以我不能说高盛麟先生演《连环套》,我也能演《连环套》,我就和高盛麟先生一样了。不能因为李少春先生唱《野猪林》《打金砖》,我也唱《野猪林》《打金砖》,我就是李少春了,那是不可能的。艺术是不能用秤来称的,必须要观众感到自己掏钱买的票物有所值。是好是坏,观众知道,票房知道,是骗不了人的。我在《沙家浜》中借用了杨小楼先生一个颠步,大家就说我是“杨派”,我自己明白,这杨派不是那么简单的。
大家知道我姓谭,主要传承的是谭派须生艺术。但是我从少年时期就喜欢高盛麟、李少春,李盛藻等先生的戏,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清楚记得那是1945年,少春先生到我家来,约我父亲外出。我真没有想到, 家父谭富英马上叫我过去给少春先生叩头,说:“你过来拜老师,给李先生叩头。过几天再举行正式的仪式。”少春先生马上阻拦,说,我这还在跟您学呢,您的儿子怎么能拜我呢?这不是让我班门弄斧吗?我父亲很严肃地说,我这儿子就迷你,整天就琢磨你那几出戏,他学你也合适,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少春先生看推辞不掉,就说:“这样吧,我文的还得跟您学呐,真教不了,武的您不怎么动,我就给元寿说几出武戏吧。明天起,就让元寿到家里找我去,想学什么我保教保会。”
我那天特别高兴,也特别奇怪,我是谭门后代,家父为什么让我跟少春先生学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