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重商主义”，即工商业本位，主要内容是“重商”、“重工”与“国家干预”，出现于15世纪后的欧洲。近代欧洲的崛起，与重商主义存在密切的联系。
但与欧洲不同，从秦朝到清朝，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士农工商中的“商”排在第四位，秦汉时祖辈经商后代都可能被徒刑。
问题在于：为何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都是重农抑商，而产生不了重商主义，难道中国古人目光短浅，看不到重商致富？而且，法家主张重农抑商，儒家也主张重农抑商，两个水火不容的派系，都有一致的主张！

关于这个问题，网上有不少分析文章，有些甚至上升到了中华文明缺陷。其实，中国实行重农抑商，原因固然很多，但核心却在于确保粮食生产。
首先，中国虽大，但农业先天条件却不好，即相对耕地面积与气候条件比较差。
在耕地面积上，中国国土面积是印度三倍多，但有效耕地面积却不如印度，2022年时中国是19.14亿亩，印度是27亿亩。当下中国的耕地面积，是新中国之后大力垦荒，且大搞水利设施的缘故，放在古代耕地面积更少，越往前越少。

总体来说，中国历代都在努力拓荒，都在兴修水利，但奈何整体地理条件不好，导致历代人均耕地面积依然偏低。上图，中国地势图，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偏少。
在气候条件上，中国属于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必须掌握且不能错过“农时”。一旦错过，比如错过短暂的播种期，后果不堪设想，就可能意味着颗粒无收。与中国不同，非洲、印度、东南亚地区等，气候比较热，甚至一年中随时都可以播种，不需要过于重视。
因此，因为农业先天条件不好，决定了中国古代必须重视农业，否则粮食就可能不够吃。

其次，历代农民起义的背后，就是粮食危机，而起义的后果，可能就是王朝灭亡。
西方古代始终贵族政治，贵族集团实力强大，可以肆意压榨百姓，而西方百姓也不知道造反。但中国自秦汉始，就进入了平民政治时代，于是一旦遭遇粮食危机，那么中国就会爆发农民起义。
西汉赤眉绿林、东汉黄巾起义、唐末黄巾起义、元末红巾起义、明末李闯起义等等，其中或许夹杂了其他原因，但核心往往都是粮食危机。
历朝农民起义背后的逻辑是：土地兼并导致下层百姓人均耕地更少，风调雨顺之际或能糊口，但遭遇恶劣天灾，就会导致粮食危机。此时，再有统治腐败或错误政策等，那么往往就会爆发动摇王朝统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因此，为了确保王朝统治，历朝就必须重视农业，还要建仓、乃至赈灾等。当然，走向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土地兼并是地主阶级的本性，封建王朝没办法限制土地兼并，下层百姓人均耕地越来越少，最终在特别时期就会爆发起义。
以上可知，事关生死，事关王朝存续，中国古代必须“重农”。但问题是，可不可以重农又重商，或重农不抑商呢？
其实还是不行，因为中国太大，各地风土不同，一旦不加防范，就可能出现大问题。
比如明朝时期，在纺织贸易刺激下，江南多地一度毁田种桑，但明末遭遇天灾，全国粮食产量下降，原本可以向外输送粮食的江南部分地区，甚至需要买入粮食，这就导致全国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
这是在“重农抑商”政策下出现的，如果朝廷出台重商或不抑商政策，那么结果就会更严重。
当然，近现代因为生产力提升，农业产量提高，确保了粮食安全后，才有更发达的商业活动，即在无商不富之前还有“无农不稳”。
因此，为了维持王朝稳定，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中国古代不得不实行“重农抑商”。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负责任的大国政策，当然可以像宋朝那样有限度的放开，或适当的鼓励工商，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事后诸葛亮很容易。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小人少，又是贵族政治，不太考虑平民百姓，缺乏仁义道德观，可以为利而不择手段，搞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兼且当时欧洲开始殖民运动，拥有庞大的市场驱动工商，同时将多余的人口推向殖民地，或从殖民地运输相关物资回国，故而欧洲才会产生重商主义。
总之，以中国古代仁义观、义利观、道德观、客观农业条件、国家太大等等来看，不太可能实行“重商主义”，最多只会在“重农”的基础上对商业有所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