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余嘉锡的三次“撞车”
王培军 《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
钱锺书先生博极群书，无所不窥，号为“通人”，但我最近发现，他除《四库全书总目》外，很少涉猎目录学，至少是不曾读过余嘉锡的书。钱先生是否与余氏相识，我不知道，研究钱学的人必有考证，我很乐意做读者。钱先生不读余书，我有两个证据：第一，他已刊行的著作中，没见征引；二，他有三次考证，都与余氏 “撞车”了。第一个证据，不见得作准，因为没征引不见得就不读，何况其多卷本的手稿还没有出全。而第二个证据相对就比较确凿了；两个加在一起，自然就更有力。至于其不读的缘故，我想，也许是因为轻视近人，也许是不喜“书皮学问”，反正钱先生是有脾气的人，他读还是不读都有自己的理由，用不着我费神瞎猜。
第一次“撞车”，是钱先生借谢庄的《月赋》，论说文学作品中的“时间错乱”，而牵及古书中“假设之词”。谢庄在《月赋》开头说：“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据史书记载，“曹植封陈王时，王粲早与应（玚）、刘（桢）同岁俱殁”了。钱先生认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其《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6~1297页按云：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论“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词”，不可“掎摭史传以议”其后，举此赋及庾信《枯树赋》为例；……《孝经正义•御制序》邢疏引隋刘炫“述义”，略谓此书“假曾子之言，以为对物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盖谓经有“假设之词”，而诸子、词赋师法焉，真六通四辟之论矣。唐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讥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顾谓不宜敬责词赋之有背史实，刘谓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旨归一揆，直所从言之异路耳。《史通》同篇下一节痛斥嵇康无识，撰《高士传》，取材于《庄子》、《楚辞》，“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并谓《庄子》记言载事，犹词赋之假托，明通之见，上契刘炫。
这一节所论极为精彩，也是研究钱学的人经常要引用到的。为免冗赘，我大胆做了些节略，但于理解文义，不致有太多的妨碍。钱先生于此节中，先引顾炎武的《日知录》，次及隋刘炫的“孝经述义”，又旁及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上溯下沿，旁征博引，把这个问题作了透彻阐述，确实益人神智。只是，余嘉锡的《古书通例》中，于论“古书多造作故事”时，也有过类似的考论：
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孝经序正义》引刘炫《述义》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引入卷三《寓名例》中云：“刘氏此论，最为通达，然非博览周、秦古书，通于圣贤著述之体，未有不河汉斯言者。”余谓刘氏谓《孝经》为孔子自作，殊无以见其必然。然其言实妙达文章之理，宜俞氏之倾服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8页）
应该略作说明：隋代的刘炫，“当时称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七），但他好批评，喜攻错，所以在经学史上，也每遭人诟病，声名并不顶好。钱先生称赞刘炫，说是“六通四辟之论”，自有拔萃选优意。不过，据上文所引，这显然落在了俞樾后面（“刘氏此论，最为通达”），算不得“发潜德之幽光”。而余氏后文又说：
王培军 《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
钱锺书先生博极群书，无所不窥，号为“通人”，但我最近发现，他除《四库全书总目》外，很少涉猎目录学，至少是不曾读过余嘉锡的书。钱先生是否与余氏相识，我不知道，研究钱学的人必有考证，我很乐意做读者。钱先生不读余书，我有两个证据：第一，他已刊行的著作中，没见征引；二，他有三次考证，都与余氏 “撞车”了。第一个证据，不见得作准，因为没征引不见得就不读，何况其多卷本的手稿还没有出全。而第二个证据相对就比较确凿了；两个加在一起，自然就更有力。至于其不读的缘故，我想，也许是因为轻视近人，也许是不喜“书皮学问”，反正钱先生是有脾气的人，他读还是不读都有自己的理由，用不着我费神瞎猜。
第一次“撞车”，是钱先生借谢庄的《月赋》，论说文学作品中的“时间错乱”，而牵及古书中“假设之词”。谢庄在《月赋》开头说：“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据史书记载，“曹植封陈王时，王粲早与应（玚）、刘（桢）同岁俱殁”了。钱先生认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其《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6~1297页按云：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论“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词”，不可“掎摭史传以议”其后，举此赋及庾信《枯树赋》为例；……《孝经正义•御制序》邢疏引隋刘炫“述义”，略谓此书“假曾子之言，以为对物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盖谓经有“假设之词”，而诸子、词赋师法焉，真六通四辟之论矣。唐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讥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顾谓不宜敬责词赋之有背史实，刘谓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旨归一揆，直所从言之异路耳。《史通》同篇下一节痛斥嵇康无识，撰《高士传》，取材于《庄子》、《楚辞》，“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并谓《庄子》记言载事，犹词赋之假托，明通之见，上契刘炫。
这一节所论极为精彩，也是研究钱学的人经常要引用到的。为免冗赘，我大胆做了些节略，但于理解文义，不致有太多的妨碍。钱先生于此节中，先引顾炎武的《日知录》，次及隋刘炫的“孝经述义”，又旁及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上溯下沿，旁征博引，把这个问题作了透彻阐述，确实益人神智。只是，余嘉锡的《古书通例》中，于论“古书多造作故事”时，也有过类似的考论：
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孝经序正义》引刘炫《述义》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引入卷三《寓名例》中云：“刘氏此论，最为通达，然非博览周、秦古书，通于圣贤著述之体，未有不河汉斯言者。”余谓刘氏谓《孝经》为孔子自作，殊无以见其必然。然其言实妙达文章之理，宜俞氏之倾服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8页）
应该略作说明：隋代的刘炫，“当时称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七），但他好批评，喜攻错，所以在经学史上，也每遭人诟病，声名并不顶好。钱先生称赞刘炫，说是“六通四辟之论”，自有拔萃选优意。不过，据上文所引，这显然落在了俞樾后面（“刘氏此论，最为通达”），算不得“发潜德之幽光”。而余氏后文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