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五经异义》承续了《白虎通》的一统方向，裁定经说、融通今古，代表了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经学的经学一统。《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

如何重建经学的统一性，这是东汉经学面对的根本问题。西汉宣、元以降，随着博士章句与经今古文之争的兴起，各家经说异端蜂出，出现了分裂、混乱与纷争的经学局面。针对这一危机，刘歆秉承刘向之通学格局，以旷世之才建立贯通天人古今的经学体系，试图重新实现经学一统。随着王莽的迅速垮台，刘歆的经学殿堂亦灰飞烟灭。尽管如此，其经学仍深刻影响了东汉经学的整体方向。东汉王朝提倡通经之学，大力推行统一经学的文化政策，形成了尚通务博的庙堂学风。东汉学者删减章句、提倡通学，不断突破博士家法的垄断，涌现出一大批贯通群经、兼赅今古的博学之士，为经学一统奠定了学术基础。根据传统的经学史叙事，郑玄完成了经学一统，具有截断众流的历史地位。事实上，郑玄与东汉经学渊源甚深，他是经学一统的延续者与集成者，而不是由分裂到统一的扭转者。在郑玄之前，无论贾逵、马融还是许慎、何休，都可以纳入经学一统的整体脉络。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脉络中，许慎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清代以来，学者对许慎经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清人对《五经异义》（后简称《异义》）辑佚、疏证，以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最为卓著。在此基础上，今人探讨了《异义》的学术特点、经学流别与政治内涵。另一方面，清人从小学角度发掘《说文解字》（后简称《说文》）与五经的释义关联，集中考察《说文》“引经”中的经学派别与字用现象，约有四十余家著作传世。在现代学术史上，马宗霍、黄永武等学者全面推进了《说文》“引经”之学，将其与《说文》编纂规律相结合。尽管前人取得了丰硕成果，许慎经学的研究仍有充分的拓展空间：首先，对《异义》的探讨侧重于经今古文之争，相对忽略了它与《白虎通》在重建经学一统上的学术共性。其次，《说文》经学研究集中在“书证”与“引经”层面，对《说文》经学整体理路的把握有所不足。最后，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异义》与《说文》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对二者之间的经学关联也缺乏融会贯通式的阐发。正因如此，本文旨在东汉经学的一统趋势中，以《白虎通》为历史坐标，对《异义》与《说文》进行贯通考察，由此深入把握许慎经学的理路、特质与历史意义，推动两汉经学史研究的新发展。

一、经学的坐标：《白虎通》与许慎经学
探讨许慎的经学，要从《异义》与《白虎通》的经学渊源说起。无论学派差异还是追求经学一统的共性，《白虎通》都是理解许慎经学的关键坐标。关于白虎观会议的目的以及《白虎通》的性质，学者立足经今古文之争的角度，多数认为《白虎通》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少数认为它倾向于古文经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今古文经学的会通之作【1】。其中郜积意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今古文之争并非白虎观会议的主要议题，而是通过引入古文经说“为师法间的分歧提供一种来自章句之外的解决途径，它展示着东汉经学欲寻求突破章句之弊的调整姿态”【2】。我们认为，《白虎通》不是今古文之争的产物，而是东汉王朝敉平师法章句带来的经学分裂，自通学以重建经学一统的中心环节。章句本为注经之体例，根据钱穆、戴君仁、林庆彰等学者的研究，汉儒想要立为博士，必须建立起独立的学说体系来应对论难，由此发展出日益繁琐的章句之学，极大地强化了博士经学门户。西汉后期以来，繁琐章句与经说异义导致了经学的分裂危机，想要重建经学一统，必须删减章句、裁断异义，突破博士门户以提倡通学，这是东汉经学政策的基本导向。光武帝招揽博学之士，于中元元年（56）下诏删减章句；汉明帝永平元年（58），樊儵再度建议删减章句，“以谶记正五经异说”【3】。樊鯈为《公羊》学者，可见今文经学亦采取了删减章句的态度，与古文经学的一贯立场相合。建初四年（79），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即承光武、明帝之经学政策而来。《使诸儒共正经义诏》曰：

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后汉书·章帝纪》）【4】

这份诏书具有三重内涵：首先，章帝回顾了武帝、宣帝以来博士制度的沿革，强调“尊广道艺”的经学政策。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不仅鼓励专经之学的独立发展，更在整体上建立起囊括群经的通学格局。宣帝增立博士，对各家师法兼收并蓄，亦遵循这一原则。到了刘歆争立古文经学，也采取“增而不废”的经学态度，故哀帝认为其“欲广道术”而不是“非毁先帝所立”【5】。这种“扶进微学，尊广道艺”的政策方向，体现出两汉博士制度内在的通学精神，与西汉后期的博士门户形成了鲜明差异。以今律古，这就像只有充分增设一级学科，才能更好地建设“综合性大学”一样。白虎观会议的参加者以今文为主，兼及古文。如丁鸿、桓郁为今文《尚书》学，鲁恭、魏应为鲁《诗》学，杨终、李育、楼望为《公羊》学，贾逵、班固为古文经学而兼通群经，正是这种通学格局的体现。其次，博士门户与繁琐章句互为表里，想要突破门户、鼓励通学，必须对章句之学进行删削、改造，这也是光武帝、明帝以来一贯的经学政策。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学者，无论今文、古文，皆有自觉的“反章句”意识。作为会议的倡议者，杨终对章句的态度尤为激烈。“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6】重建经学“大体”是白虎观会议的主要动机，大体、大义与章句的对立，更是通学与专经的基本区别。杨终为今文学者，因事系狱，班固、贾逵以其“深晓《春秋》，学多异闻”上表请之，出狱后即参加白虎观会议，尤可见今古文经学在“减省章句”上的联合之势。最后，博士门户导致经说歧异，想要统一经学必须要对其加以裁定，这是“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用意所在。在白虎观会议上，魏应承制提问，诸儒围绕五经异同展开辩论，得出结论后由淳于恭覆奏，再由章帝亲自定论，体现出经说裁断的权威性。

提倡通学、删减章句、裁断经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白虎观会议统一经学的核心主题。自通学而言，《白虎通》广引群经，包括《诗》类69条、《尚书》及传84条、《礼》类174条、《易》类23条、《春秋》经传108条、《论语》63条、《孝经》9条、《尔雅》2条，各类纬书33条【7】。这种广引经纬、不拘一家的格局，体现出典型的通学气象。在此基础上，它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正名、裁断与统系。

首先，《白虎通》以声训为主要方式，对以礼乐制度为主体的政治概念进行正名说解。先秦以来的正名思想对中国训诂学影响深远，作为一种训诂方法，声训对名实关系的解释不仅揭示语言意义上的命名理据，更在义理层面展现名实结合的必然性，由此建构博大缜密的“名”的秩序。在两汉经学中，董仲舒将正名与天道、大义融会贯通，认为这是《春秋》学的重要方法。“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8】通过这一系列阐释，正名成为建构经学秩序的起点。《春秋繁露》以“民之所往”解释“王”道，以“不失其群”解释“君”道，以“事”解“士”，以“瞑”解“民”，都是典型的义理声训。《白虎通》是两汉声训的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西汉以来的义理声训，并根据阴阳五行体系对其加以遴选、改造。“《白虎通》一书有声训363条，涉及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这些声训大部分不符合音近义通的规律，而是以声音为手段阐述义理，即义理声训。”【9】声训是《白虎通》说解经义的起点，以此实现了系统性的经学正名。

其次，《白虎通》对各家经说异义加以裁断，以今文经说为主，兼采古文。自石渠会议以来，经说歧异成为两汉经学统一的严重障碍。根据《异义》记载，《白虎通》中“天子爵称”“社稷名实”“天子三公”“诸侯继世”“圣人无父”“四时之天”“天子亲迎”“天子驾数”“五脏”“九族”等命题，在今古文经学之间以及今文经学内部都有不同观点。这些差异在《白虎通》中并未体现，这正是经学裁断的结果。根据《白虎通》的体例，首先对不同的经学命题进行设问，然后声训正名、给出定解，继而广引群经以为证明。由于章帝亲自裁断，这让《白虎通》具有了高度的权威性，它既不罗列各家经说，更不泥于某家之论，而是采取“定则定矣”的编写模式，体现出统一异义的经学气魄。此外，《白虎通》中多引纬书为证，亦反映出“以谶记正五经异说”的时代风气。

最后，在正名与裁断的过程中，《白虎通》建构起庞大的天人体系，将董仲舒以来的天人之道发挥至极。在两汉经学史上，董仲舒把对大道的探求拓展到天人古今的宏阔视域，只有建立起贯通天人、囊括古今的经学秩序，才算彻底把握了“道”之所在。自此以来，“汉道”的关键在于天人秩序，无论是“承天序、惟稽古”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从刘向、刘歆到许慎、郑玄的两汉通学，都与这一经学模式密不可分。《白虎通》亦不例外，诸儒依据阴阳五行之理，参之以谶纬之义，将天干、地支、律吕、四季、五方、五声、五帝、五神、五精、十二月、八音、五性、五脏、五色、五候、五府、六情、五谏、五瑞、五祀、五臭、五经等类比统合，展现出集大成式的天人秩序。正如任继愈所言：“经学是一个时代思潮。如果说董仲舒是这个思潮的起点，《白虎通》则是这个思潮的顶峰。”【10】基于阴阳五行的天人之道始终位于两汉思想的中心地带，这是《白虎通》构建经学一统的根本理路。

正名、裁断与统系三个层面紧密相扣，汇聚为《白虎通》提倡通学、重建一统的经学方向，这是章帝推行的经学统一运动的中心环节。白虎观会议之后，章帝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亦予以重用，这是对“扶进微学，尊广道艺”的进一步落实。元和年间，章帝欲统一礼乐制度，命曹褒统领其事，“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11】。惜天不假年，章帝不久去世，这一构想未能实现。从光武、明帝的提倡通学，到章帝开启的经学统一运动，东汉王朝的经学政策连贯不息，奠定了经学一统的整体方向。与此同时，这种“经学大会”的模式很难达到预期，《白虎通》统一经学的努力并未实现。究其原因，约有三端：其一，《白虎通》虽然建立起庞大的经学体系，但成书仓促，多有混乱杂糅之处，难免会引发新的争论。其二，经学的统一不仅依靠权威裁断，更需要深入有效的学术论证。作为章帝亲裁的产物，《白虎通》忽略了具体的经学论辩，对各家观点不加引述便直接给出标准经说。在东汉民间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兴盛的背景下，来自庙堂的强势裁断未必能获得充分的学术认同。其三，在经学史上，经学一统的重建往往伴随着核心经典的转移与阐释，为重建经学秩序提供新的依据；刘歆转向《周易》中心，郑玄转向《周礼》中心，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白虎通》缺乏这样一个深刻的过程，也就难以实现对经学异义的彻底整合。在白虎观会议之后，东汉经学依旧聚讼纷纭。可以说，这是一次“夭折”了的经学统一，它自上而下地推动了东汉的通学风气，但并未实现经学一统的历史任务。

尽管如此，《白虎通》对许慎经学的影响仍然至为深远。无论《异义》中的经学裁断，还是《说文》中的形训正名、以字正经，亦或是许慎建构贯通天地人的经学秩序，都有《白虎通》挥之不去的影子。许慎经学固然有以民间古文经学挑战庙堂今文经学的一面，但他对重建经学一统的孜孜追求，更与后者形成了深刻的历史共性。

二、一统的雄心：《五经异义》的经学特点
《异义》为许慎早年所作，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经学著作。《异义》与《白虎通》一脉相承，白虎观会议举办于章帝建初四年（79），《异义》的成书时间说法不一，如陶方琦认为它作于建初四年【12】，高明认为它作于建初四年至建初八年（83）之间【13】，诸可宝认为它作于章帝章和二年（88）【14】，张震泽认为它作于安帝永初五年（111）【15】，程元敏认为它作于安帝建光元年（121）【16】。无论如何，二者相隔至多不过四十余年。作为东汉经学的中心事件，白虎观会议具有重大的学术影响。这场大会汇聚了贾逵、李育、班固等第一流的经学大师，并由天子亲自裁定，在中国历史上都难以找到类似规模的经学活动。会议召开不久，许慎即从贾逵求学，作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很难不受到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事件的影响。根据《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汉代经学有两种基本类型——五经总义与分经注解，《白虎通》与《异义》皆为前者。许慎受学于贾逵，为马融所推重，贾、马二人皆遍注群经，许慎则选择撰写五经总义而未有经注之作，足见《白虎通》对其影响之深。令人深思的是，面对《白虎通》的庙堂权威，许慎并没有太多地追随与迎合。《异义》既是对《白虎通》的经学挑战，更是基于古文经学的、重建经学一统的新尝试。

自挑战而言，《异义》的体例、内容和《白虎通》皆有不同，具有鲜明的民间古文经学特点。例如：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白虎通》）【17】
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说，《易》有君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者，兴盛行异，四也；大人者，圣人德备，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礼》说，天子无爵，同号于天，何爵之有？谨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知天子非爵称，从古《周礼》义。（《异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