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光到朱元璋
1397年（洪武三十年）春天，南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来京参加科举的北方考生中传播了开来。在刚刚公布的会试结果中，北方士子全军覆没，入格的51名进士均为南方人，这在数百年以来的科举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对于这一结果，愤怒的北方考生们出于本能地认为是“黑幕”，向朝廷联名上疏状告主考官刘三吾等人偏私南方人，“三吾等南人，私其乡”。部分北方考生更是通过串联走上南京街头沿路喊冤，甚至当街拦下官员轿子告状。

朱元璋闻讯后派人复查试卷，希望以增补北方考生名额来息事宁人。谁料主考刘三吾声言“江南本多俊才”，其中绝无舞弊之事，以致复查结果维持原榜不变。此后几经博弈，虽然还是未找到舞弊的确实证据，但朱元璋还是下令将刘三吾发配充军，其他数十名考官则悉数处决。

最终，朱元璋亲自阅卷增补了61人为进士，全部为北方人，为这场史称“南北榜之争”的明初科场大案结案，也为大明王朝此后的科举改革定下了基调。

到仁宗宣宗之时，明王朝最终确立了“南北卷”的制度，十名之中南方人取六人，北方人取四人，北方的“进士”名额从此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不久之后，明宣宗又下令增加了一个“中卷”，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还有包括太祖老家凤阳一带的几个府一并纳入，南、北、中三个地区的录取比例为55:35:10。

按照余英时先生《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的说法，科举的“地区分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孝廉制度。汉和帝时代，东汉政府决定地方推举孝廉的名额必须与人口成比例，二十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每年可举孝廉“一名”，例如大郡百万人口每年可举五名，不满二十万的小郡则每两年举一名。

在唐代，科举虽已创立，但由于南方还未崛起，科举的“南北之争”还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以福建为例，直到中唐韩愈时代才出现了第一个进士。事实上，此时唐朝也不是没有地域之争，只是没有体现到科举中来而已，此时的地域之争主要体现为“关中与山东之争”，而唐太宗则曾明显地暴露出对关中人士的偏爱。到了北宋，随着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的兴盛，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西北之士”与“东南之士”在科举制度中的严重失衡便成为当时一最大争论。

早在著名的欧阳修与司马光之争前，北宋已有政治谣言称太祖赵匡胤是个典型的地域歧视者，曾有“南人不得坐吾此堂”的政治嘱托，这虽然很可能是则谣言，但借皇帝之口广为散布足以体现了宋代南北地域歧视到了何种猖獗的程度。另有一则真实得多的政治轶事，陕西人寇准一次选状元时，硬是以本届南方人不行为理由（“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把原定的江西人萧贯换成了一个山东人。据说寇准还广为宣扬，声称自己又为中原人夺了一个状元。

有趣的是，陕西人寇准后来在政治上失势也源于另一个江西人王钦若的小报告。宋真宗在寇准劝说下亲征宋辽战争，王钦若之后却向宋真宗说寇准这是将以身犯险的皇帝作为赌注，从而导致了君相失和。之后，王钦若成为了第一个当上大宋宰相的南方人。以地域之争的角度来看，王钦若当是为受歧视的南方人报了一箭之仇。

因此，山西人司马光站出来与江西人欧阳修辨论，为北方考生代言就再正常不过了，他的理由是，“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全无一人及第”说的自然是大西北，司马光在这里提出了著名的“逐路取人”思路，基本可以理解为“按省录取”。

江西人欧阳修的思路则可称为“凭才取人”，在继续强调南方人本已受欺负的之外，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取士，唯才是择”，不能为了所谓的区域公平，而让北方不合格的考生混进来，而让南方合格的考生被淘汰出去。

用刘瑜老师最近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来看，欧阳修的“凭才取人”可以看作“程序性正义原则”，大家公平竞争；而司马光的“逐路取人”可以看作“补偿性正义原则”，像美国一样搞教育平权，区别只是美国补偿的是少数族裔，而大宋朝补偿的是考场上的弱势群体——北方考生。

从道理上，这两种思路都对。究竟听谁的，就不仅仅是道理的问题了。从砸缸时代开始，司马光就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动嘴皮子的辨论家。在实操层面的政争中，司马光也取得了南北之争的胜利。作为继欧阳修之后在大宋中枢的另一个江西人，王安石在新政中也曾有为南方考生代言的改革措施，但反变法的司马光当政之后，尽除王安石新法，最终为“西北士人”争取到了科举制中的名额保障，尽管未全面实现“逐路取人”的政治理想，但已先期实现了齐、鲁、河朔诸路与东南诸路的分别考试。可以肯定的是，欧阳修的“国家取士，唯才是择”从此被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