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本文一开始朱元璋“南北榜之争”的历史情境。朱元璋为何要对考官们开刀？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出于考试地域公平的考量，但背后一大原因可能依然是“大一统”。在明初的政治环境中，朱元璋所忧虑的北方，历经金元异族王朝两百余年的统治，对所谓的民族情感相较南方人要淡漠的多，对元王朝很难说没有“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悲”。朱元璋定都南京，本身已容易让北方人产生新朝是一个“南方政权”的猜疑，再考虑到元朝时代的科举政策相对偏向于“北人”，如果再如刘三吾们不讲政治的搞出一个北方考生全军覆没的考试结果，很难不让北方士人产生“离心力”，一旦南北殊途，对明王朝的巩固北方统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朱元璋的重手整治不仅仅可以看作一桩“科举大案”，更可以看作是一桩离间南北感情的“分裂国家大案”。在此种政治考量面前，“南方人考试成绩好”的话语显得像政治白痴一样。

这是第一点，大一统考量。

再说第二点，“间接的代议功能”。这也是出自于余英时先生之口，“科举制自始便兼涵一种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进士’往往在政府中为自己地方的利害说话。这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但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在统一王朝的所谓‘盛世’，中央与地方之间隔阂较少而予人以‘政通人和’的印象，科举制至少在其间发挥过一定程度的沟通和调节作用”。

余英时也以“孝廉”制度为例称，在政治上，“孝廉”每年从各地走进政府，一方面可以使朝廷在重大决策方面不致过于偏向某些地区的利益，另以方面每一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也可由此直接反映于朝廷之上。

E. A. Kracke在《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一文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分地域录取“使得各区域在政府中都有喉舌保障他们的利益”，并且“鼓励地方发展出个智识领导团体来协助中央派往地方的官吏”。如果不是置于科举制的语境，Kracke的说法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他其实说的是代议制初期的英国。

从广义上来说，所谓“间接的代议功能”仍然是服务于第一点：大一统政治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的种种平衡与顾虑，自然可以置于央地关系的角度来看。

从以上的意义上来看，欧阳修“凭才取人”最终一定会败给司马光的“逐路取人”。

不过，从历史上看，明清“分地域录取”的科举国策在总体上也并未损害江浙的核心竞争力，江浙两省在进士总榜上不仅长期占据了前两名，更重要的是，在清代的一些“高阶”指标上，如状元人数、三甲人数上，江浙尤其是江苏相对其他省份可以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中央政府可以用“地域指标”限制江浙的举人乃至进士的名额，但却从未极端地在三甲和状元这个最高端领域搞区域平衡，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补偿性正义”。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代“分地域录取”的保护对象的确是老少边穷，对于京城这样的特殊地域并未有过分的偏袒。比如，朱元璋的京城是南京，他的“南北榜之争”直接就损害了京城人民的利益，但朱元璋肯定是不太在乎，因为他应该很明确地知道，“大一统”才是这一切背后的终极诉求。

朱元璋知道的事，可能太多了。

某地的人不可以掌吏部

喷子是不会回这种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