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点，大一统考量。

再说第二点，“间接的代议功能”。这也是出自于余英时先生之口，“科举制自始便兼涵一种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进士’往往在政府中为自己地方的利害说话。这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但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在统一王朝的所谓‘盛世’，中央与地方之间隔阂较少而予人以‘政通人和’的印象，科举制至少在其间发挥过一定程度的沟通和调节作用”。

余英时也以“孝廉”制度为例称，在政治上，“孝廉”每年从各地走进政府，一方面可以使朝廷在重大决策方面不致过于偏向某些地区的利益，另以方面每一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也可由此直接反映于朝廷之上。

E. A. Kracke在《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一文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分地域录取“使得各区域在政府中都有喉舌保障他们的利益”，并且“鼓励地方发展出个智识领导团体来协助中央派往地方的官吏”。如果不是置于科举制的语境，Kracke的说法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他其实说的是代议制初期的英国。

从广义上来说，所谓“间接的代议功能”仍然是服务于第一点：大一统政治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的种种平衡与顾虑，自然可以置于央地关系的角度来看。

从以上的意义上来看，欧阳修“凭才取人”最终一定会败给司马光的“逐路取人”。

不过，从历史上看，明清“分地域录取”的科举国策在总体上也并未损害江浙的核心竞争力，江浙两省在进士总榜上不仅长期占据了前两名，更重要的是，在清代的一些“高阶”指标上，如状元人数、三甲人数上，江浙尤其是江苏相对其他省份可以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中央政府可以用“地域指标”限制江浙的举人乃至进士的名额，但却从未极端地在三甲和状元这个最高端领域搞区域平衡，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补偿性正义”。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代“分地域录取”的保护对象的确是老少边穷，对于京城这样的特殊地域并未有过分的偏袒。比如，朱元璋的京城是南京，他的“南北榜之争”直接就损害了京城人民的利益，但朱元璋肯定是不太在乎，因为他应该很明确地知道，“大一统”才是这一切背后的终极诉求。

朱元璋知道的事，可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