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期间，因为工作原因认识了海内外不少流行音乐界的人士，其中有不少在当时是名人，更多的是后来成了名人。譬如。。。。。
中国流行音乐北方大本营、“西北风”的源头大木仓的一班人马，包括老板刘伟仁、当时被称为北方第一音乐制作人的朱一功、著名指挥家韩中杰的儿子音乐编辑韩郁文、作曲家李黎夫、徐沛东、温中甲、王西麟、已经过世的前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等。。。。。

全文内容：

前日，有好友在微信圈里转发了文贯中先生回忆父亲文强的文章。文强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错综坎坷，确实不是常人能够体验到的，令人唏嘘不已。我读后更是感慨良多，因为我恰好与文强先生的幼子文定中先生认识。好像他们文家的人个个传奇，不经历九曲十八弯都不好意思见人，定中先生在我的朋友们眼中也颇为传奇。他与我的相识有过一番周折，包含着错失交臂的遗憾与出乎意料的巧遇。
第一次知道文定中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业余时间帮助崔健做点事，主要处理版权与演出以及出访有关的事务。
那期间，因为工作原因认识了海内外不少流行音乐界的人士，其中有不少在当时是名人，更多的是后来成了名人。譬如，台湾滚石唱片的陈复明（老的五虎队成员，集作曲、演唱、电台主持和制作于一身）、作曲的侯德健、艺人张艾嘉（现在已是电影导演）;崔健乐队成员和国内摇滚的先驱，如刘元、王迪，今年年初过世的“鼓三儿”张永光，还有布拉仕、王勇、庄则栋的儿子庄飚;中国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的主要成员虞进（艾迪的女友）、杨英（张永光的夫人）、王晓芳（臧天朔的前妻）;中国流行音乐界的大佬“黑子”王彦军;中国流行音乐北方大本营、“西北风”的源头大木仓的一班人马，包括老板刘伟仁、当时被称为北方第一音乐制作人的朱一功、著名指挥家韩中杰的儿子音乐编辑韩郁文、作曲家李黎夫、徐沛东、温中甲、王西麟、已经过世的前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等;还有录音棚里的名人们，录音师“老哥”王昕波、简军、陈庆和郑律成的女儿音乐编辑郑小提;活跃的音乐人和作曲家黄小茂、祝小民、梁和平;以及刚刚去世的流行音乐推广人王晓京，当时王是私营汽配厂老板，因常被歌手和乐队包车进棚录音，渐渐进入到了流行音乐圈。如果数下去，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文定中先生则是我认识的音乐圈内少有的当时并不出名、后来也一直保持着低调、没有四处扬名的人。
一次，崔健递过一封信交我处理。他特意嘱咐了一句，写信的是一位非常仗义的大哥，一定要处理好，不要得罪了他。我展开信一看，内容大概是讲写信人非常欣赏崔健，并表示愿意无偿地帮助崔健筹划音乐会，包括为音乐会拉赞助筹措所需的资金。这封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内容本身——当时，我们经常收到类似的信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写信人在大信封里附上了一个贴好邮票的未用过的信封，上面工整地写着回信的地址，还有他的大名“文定中”。
虽然，与他的合作最终没有实现，但他这种严谨、恭谦的做事方法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即使是在30多年前，流行音乐圈里也是忽悠和骗子居多，诚恳做事的人凤毛麟角。

范竞马和雷哈尔五重奏
后来，因为出国，我基本断绝了与流行音乐界的联系。回国后只是和朱一功又一起做了些事;与崔健见过面，并被他拉着去CD酒吧见过刘元;偶遇过王迪、王晓京和录音师简军。至于涌现出来的新人后辈则是一无所知。
再后来，不知怎么阴错阳差地到了中国交响乐基金会工作，“误入歧途”地混进了古典音乐圈。还是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不少圈里的名人，其中包括旅美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除了正常的工作业务接触外，我经常和范竞马一起去咖啡店、食肆，聊一些古典音乐、美声唱法和歌剧表演的想法、趣闻轶事和策划。
某日，竞马来电话，说他自己正在阿文汤包见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说认识我，他邀我过去相认。我这辈子也不认识几个做餐饮的，掰指一算，有陈紫先生的女公子开过新派餐馆，但不到3年就草草收场，老板陈早早地就把自己流放到北欧的瑞典晒北极光去了。后来，与众多才华横溢的画家交往颇深的阿英，开了一家“一饱钵”餐厅。餐厅的名字和装修都很不错，可坚持了五六年后，上个月也悄悄地关张了。除了这二位，还有哪个我认识的朋友开了餐馆呢？我怎么也对不上号，百思不得其解。
隔日，我和竞马相约着来到阿文汤包这个隐在东长安街北侧、贵友大厦后身窄巷中的店铺。趁着店主阿文还没到，竞马先给我介绍了他与这位阿文相识的经过。
范竞马当年考入四川音乐学院，那里虽然开启了他的音乐航程，但师资力量终归不如北京、上海的音乐学院。因此，竞马非常渴望能够到大城市亲耳聆听音乐大师们的教诲。有一年，中央音乐学院聘请了国外的声乐大师，在校内开设大师班。竞马闻讯，东拼西借地凑了些盘缠就兴冲冲地奔赴了北京。

风华正茂的文强
下了火车，他直奔授课点，在课堂上像久旱的秧苗遇到甘霖一样，拼命地吸吮难得的知识，一时间几乎进入到了忘我、痴情的境地。第一天的课结束了，大家兴奋地边议论边涌出教室。出了教室，范竞马才想起要找个住处安身。他到周边一打听，住宿费很高，远远超出了他的预算。他领教到了大都市与小地方在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只可惜这个觉悟给他带来的是烦恼。他沿着街巷一路打探，坚持找一家自己能消费得起的宿点。饿了，就买个馒头，边走边吃。
当他走过一处公园时，天色向晚，眼见着夜幕渐渐降临，自己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竞马心中不免有些着急。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仔细盘算该怎么办。他环顾了一下郁郁葱葱的公园，心中暗想，这个季节的北京天气已经暖和了，估计穿着皮夹克露宿问题也不大，就是不知道这长椅是不是会太硌？他把身子顺过来，决定躺下试试。他放平身体，仰面躺下，闭上眼睛，还没等他体验到长椅的硬度，一个声音就从他头顶传来：“准备在这儿过夜了？兄弟！”
范竞马一惊，睁眼看去，一个人正俯视着他。他忙坐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掩饰说：“不、不。我累了，想歇一下。”问话的陌生人坐在了竞马旁边，他先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文定中，在煤矿文工团工作。刚才他也是去中央音乐学院听了大师课，散场后出来，一看范竞马就知道是从外地来的，不经意间就跟着他来到了这里。范竞马一听是同行，便兴奋地与他攀谈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就熟络得像老朋友一样了。
聊了一阵子，文定中话锋一转，单刀直入地问范竞马是否已经找到下榻之处。范竞马尴尬地回答说没有。文定中闻听，便热情地邀请竞马住到他家去。正为住处一筹莫展的竞马一听，喜出望外，起身就跟着文定中走。那个年代，人与人的关系还是简单真诚的，没有那么多的戒备。要是换了现在，估计范竞马闻言会被吓得扭头就跑。

文定中领着范竞马转换了几趟公交车，花了近2个小时到了文家。此时，只吃了一个干馒头的范竞马已经饥肠辘辘，一进门，肚子就不争气地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文定中二话没说，一边让竞马随便坐，一边径直钻进厨房做饭。等候的时间并不很长，文定中麻利地为新结识的朋友端上了一桌简单而又不失丰盛的晚餐。大概是饿急了，范竞马觉得这顿饭特别香，尤其是一盘红烧肉，好吃得不行。范竞马向我讲述时，眼中流露出了眷念的强光。他发誓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红烧肉！
接下来的几天，范竞马就吃住在文定中家，一直到大师班结束。这一切自然是免费了，对囊中羞涩的范竞马来讲，这自然是巨大的福利，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运气。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范竞马每次来北京都要去看望这位老哥。等他从国外回来寓居在北京后，更是经常与文定中见面聊天，畅谈音乐、艺术、历史和时政。慢慢地他了解到这个被称作阿文的老哥家族的不同反响。这种了解使他加重了对阿文的敬意，但并没有因此间隔开他们的兄弟情义。
范竞马讲述时，阿文已经进来，但他并没有打断竞马，而是静静地坐在竞马侧后的一张桌子旁。直到竞马讲完，他才走上前与我们打招呼。他径直走到我面前问道：“是黄勇吧？你还记得我吗？”如果单说阿文，我是打死也不知道他是谁。但刚才竞马在讲述中提到了文定中这个名字和煤矿文工团，这些信息已经足够唤醒我的记忆了。我马上站起来应道：“您就是那位给崔健寄附带回信信封的文定中先生吧？”他闻言开心大笑，点着头说：“对，对，就是在下。”他顿了顿，不无感慨地补充道：“那是27年前的故事了。时光荏苒，往事不堪回首啊！”
他和我们坐在了一起，招呼服务员给我们上了店里招牌的汤包和小菜。我们吃着精致的美食，聊起了往事。从崔健谈到了煤矿文工团我们共同的熟人;从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衰谈到文化艺术市场的走向;从美声唱法谈到歌剧的生命力;从文强先生的生平谈到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从菜式小吃谈到中国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聊得兴致盎然，几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过。直到服务员过来提醒，我们才知道已经到了吃下顿饭的时间。我准备起身告辞，但谈兴正浓的文定中哪里肯放人？他把我按在座位上，熟练地吩咐了菜单，换了一壶新茶。然后，接着被打断的话题又聊了起来……
当我们走出阿文汤包时，长安街上已经是华灯普照了。此时，我的心里比街灯的光明还通透敞亮——20多年前就应该相识的故人，今天终于相见了，而且是一见如故！
就这样，我认识了文定中先生。就像当年一样，他仍然不声张地低调着，但他的自信从他的健谈中显露无遗，他是个值得敬重的朋友。
我这辈子很悲催，一辈子只非常平衡地做了两件事——得罪了一批人，结识了一批人。我得罪的全是有钱有势的，结识的或是才华横溢，或是朴实平易，再或是穷得让人心酸但仍然保持着贵族似的高傲的人。闲暇时我常默默地、反复吟诵北岛的那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借此自欺欺人似的聊以自慰。

文定中（左）
写这篇小文时，范竞马去美国了。竞马，你从美国回来后，是不是一起去阿文汤包看看定中先生？
（编辑·宋国强）

我继续转载一篇与北方第一音乐制作人有关的文章，然后就知道号称第一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原文标题：
“样板戏”再评价（《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
想看全文可搜索标题而得之

。。。。。然而，“样板戏”并未从此绝响。1982年夏秋之交，北京一位青年作曲家不满于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所向披靡的现状，潜心搞一套“南腔北调大汇串”时，收入了“样板戏”《红灯记》中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恍若隔世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带着架子鼓震人心弦的节奏，重又流行于神州大地。198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又播出了“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当即在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

之后，样板戏的复兴开始了：
1987年年末，为纪念著名戏曲艺术家阿甲从事戏剧工作50周年，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人民剧场举办的阿甲作品演出会上，公演了《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进入1990年代，北京、上海又陆续复排公演了整出的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演出不仅场场爆满，而创了戏曲舞台少有的连演百场的纪录；其中，有的剧目还在异国他乡一展风采……

并且样板戏所引发的争议也随之开始了，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
。。。。著名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习，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那么，时至今日，样板戏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比如2015年的这篇文章中写道：
目前（2015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美国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轰动，特别是在世界著名文化殿堂——林肯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引发的风暴般的欢呼、海浪般的沸腾，以及台上台下挥之不去的激动泪水，构成了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伟大一幕。美国人民在用这种无比激动的空前盛况，宣告了中国WHDGM的伟大复活，宣告了了革命样板戏对人对文化的伟大贡献，宣告了“ZFYL”的伟大胜利！

我发现百度贴吧现在贴不了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