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每天读点好书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兼爱”、“非攻”是墨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但我觉得“非攻”思想还远远达不到可以和“兼爱”并肩的程度，在墨子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中可以和“兼爱”并称核心的只能是“尚同”。我试着以一个历史和哲学爱好者的身份介绍下以“兼爱”和“尚同”为核心的墨家思想主张。
兼爱是墨家的第一根本，一如仁义之于儒家。“非攻”“节葬”“非乐”是兼爱的延展，“尚贤”“尚同”“天志”“明鬼”是推行兼爱的手段。
那么何为兼爱呢？

墨子自己的阐述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有人说“兼爱”的对立面是杨朱的“不爱”思想。孟子就曾将墨子和杨朱进行过对比。《孟子》说：“杨子（即杨朱）取我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实墨子的兼爱的利剑第一指向的不是杨朱之学，而是孔儒之学，当然孟子并非不知道，也正是如此，触及儒家根本主张的孟子免不得要站起来，不对应该是跳起来怒不可遏地怒骂到：“杨氏（即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防止和谐）兽也。”
为什么说兼爱的对立面是儒家学派的仁爱呢，我们先得明白儒家推崇的仁爱为何？孟子有句名言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要亲爱亲人，要仁爱百姓。孟子另外一句更加有名的名言对“亲亲”有更透彻的分析，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对待别人家老人要像对待自己家老人一样，爱护别人家的孩子要像爱护自己家的孩子家一样。那么兼爱呢，墨子说：“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乍一看，两者所说，不是一个意思吗，其实一个“及人之老”“及人之幼”的“及”字和“若视其身”“若视其家”的“若”字有本质区别。朱熹解释道“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也就是孔孟的仁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差别的爱，对待他人的爱，要以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来差别实施的，对待父母要比对待其他亲人要爱，对待亲人要比对待邻居要爱，对待邻居要比对待国人要爱，对待国人要比对待外国人要爱。类似于一石激起千层浪，每向外一层，爱的能量便有所递减。这就是及，推己而及人。而墨子主张的“若”字，就是兼爱的“兼”字，墨子说：“兼以易别。”墨子将儒家这种“亲亲”的仁爱看做了社会动荡的原罪：“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放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墨子认为这种有差别的爱，都使得人以自我为主心，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正是这样，我才说墨子的矛头不可能第一对准的是“损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而奉一身，不取也”的杨朱。于是“兼爱”就成了墨子治乱的武器，他认为，如果天底下的爱是无私无差别的，那么天底下谁还做损人利己的事呢，他认为，如果将别人的家看做自己的家谁还会去偷窃呢，把别人的国看做自己的国，又怎么会存在攻杀战守呢？只有家与家不相乱，国与国不相攻，才能真正的天下大治。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平均主义就是墨子兼爱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梁启超不知道的是，他死后几十年，中国向苏联学习，也曾经历了大锅饭的年代。所以易中天老师认为，墨子的兼爱社会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最多只能带上引号，等同于空想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能再扯了，扯多了，查水表）。
为什么说墨子的兼爱社会类似于“贫穷的社会主义。”呢？这里必须先谈谈墨子“节用”“节葬”“非乐”的一些主张了。墨子“以自苦为极。”他认为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基本温饱为度的消费就是奢侈，是侵害他人生存权的罪行，所以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厚葬厚礼，他认为绸缎的衣服并不加暖却增加了生产成本，所以是“加费不加利于民”。
所以墨子反对高于生活最低要求的消费，这里我姑且也用奢侈二字来说，更反对一切精神享受上的满足。他认为贵族的声色犬马简直是罪无可赦，免不得要唾弃一声“小资情调”（怕查水表，不延展。）正是于此，墨子的“非乐”便由此而来，上篇我吐槽了《秦时明月》不把朱家划归墨家，这次我又不得不再吐槽下《秦时明月》编剧把高渐离和雪女划在了墨家。这简直是不清楚墨子主张的无知表现，墨家主张“非乐”，就是排斥儒家的礼乐制度中的乐，即音乐。墨子认为，上流社会沉迷音乐就会耽误政事，下层黎民沉迷音乐就会耽误生产。是“废国家之从事。”所以墨子说“为乐，非也！”

当然今天我们会觉得怎么墨子的主张这么反人类，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在生产之余的适度娱乐不是能提高生产效率么？人类的生产不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么？。的确，站在现在的脚步，墨子怎么看都不合时宜。但是在战国那个动荡的社会，墨子讲的却非虚妄。当时的社会，“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是极大挑战和威胁的情况下，墨子主张每个人以最低的生活的成本保证绝大多数人最低的生存条件，所以非乐的墨子主张将“珠玉鸟兽犬马”的开支挪做“衣裳宫室甲盾舟车”之用，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不仅如此，墨子在阶级方面是鄙夷出生决定地位的，他在主张非命（非命和明鬼在下篇才能阐述）的同时，还主张按劳分配社会财产。甚至是“时间即金钱”的版权拥有者，他说：“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按劳分配，似乎是一个很近代甚至很现代的一个词，由此可见墨子在生产制度和财产分配上的眼光是那么超越时代性。
和孔子不一样，墨子的步伐是那么的有力，因为他脚踩的是最厚重的黄土。孔子是看不起工商阶层的，《论语》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孔子弟子中有个叫樊迟的两次向孔子求教如何种菜耕地，孔子默然不语，等樊迟走后，孔子发出了鄙视的指责：“小人哉，樊须也！”墨子则不然，他在肯定了士大夫统治者的贡献的同时，对劳动者发出深深同情，当然他自己就是“腓无跋,胫无毛”的劳动者。墨子说：“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所以卿大夫必须‘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老百姓必须‘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这样的社会才是大治的社会。

易中天老师认为，墨子认为人是劳动的存在物，易中天承认墨子的劳动光荣论，但同样认为墨子主张劳动是人类唯一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我个人觉得墨子的节葬（这个主张，不铺陈解释了，很好理解，攻击的是儒家的厚葬重礼，守孝守丧制度）节用是基于当时贫穷落后的社会生产，墨子从未鼓吹过人应该生而贫困，生而受苦。公平公正也不等同于一起过苦日子。相反，他认为，劳动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所以墨子认为劳动是去贱从贵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劳动等于贫贱，劳动安于贫贱。
正是因为对劳动的尊重，墨家才是大写的学派，墨者才是大写的人。同样墨子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曾用‘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的批评指责过告子。所以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因为兼爱所以非攻。在战国那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墨子见惯了流离失所的百姓和白骨森森鲜血淋漓的战场，墨子认为，一个人偷窃有罪，是因为它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利益越多，犯下的罪行越大，故而，偷人牛马的罪过要大于偷人瓜果蔬菜者，杀人者又罪大于偷盗者。所以墨子对当时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政治家军事家却被奉为英雄享受高官厚禄的优越对待十分反感并进行了严厉抨击。墨子怒斥这些被披上英雄外衣的刽子手，他说：“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为之，则此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悸哉！”

墨子的非攻论，很多人纯粹以为墨子是反对战争，其实是对非攻的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墨子非攻而非非战，所以墨门弟子，各个习研防御守城之术，这里从《墨子》中《备城门》诸篇讲习守城之术，以及墨子救宋等事迹都能看得出，墨子的非攻不是仅仅存在于口头流传于文字的，墨子是一个大写的实践主义者，所以他的非攻口号必然和他的墨守行动是知行合一的存在，后世空谈弥兵者于墨子相比实在相去霄壤。我不知道墨守成规这个成语为何和故步自封音非意同。墨子善守未必只守成规，墨守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则守御，一则外交。墨子救宋这个故事最见墨子非攻主张和墨子墨守艺术，正是墨子非攻而不非战，他认为战争必须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服务宗旨的。所以墨子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战争观才显得如此难能可贵。
墨子的兼爱观虽然虚幻，虚幻到多少有些不切实际，但孟子认为墨子是禽 兽未免有些胡说八道了。墨子的主张诚然有他的局限性和一定的反动性，但墨子其人，无愧于伟大，无愧称为圣贤，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虽然不同意墨子的主张，认为墨子学说是‘不可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但仍然对墨子本人表示衷心钦佩，庄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我个人认为，孟子将墨子骂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兼爱攻击了儒家的仁爱观，一是尚贤尚同攻击了儒家的亲亲论。兼爱固然可能不如仁爱来的合乎情理，但我觉得尚贤尚同的进步性和超越性实在是孔孟难望其项背的，但其毁灭性和反动性也是同样巨大的，这也成为墨家学派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没人吗，下篇一会发

好的，有人的话我就继续了

前面我们粗浅地了解了墨子兼以易别的兼爱主张，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到达兼爱的境界呢。
区别于“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孟子，墨子则是位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他说：“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所以首先墨子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兼爱的好处，他认为如果你对别人实行兼爱，那么也会受到他人的兼爱。正如歌词里说的那样：“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就是墨子的名言：“兼相爱，交相利”的“交相利”。所以梁启超先生认为墨子的兼爱观其实就是利他主义和互助主义的结合。墨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正是如此，按照墨子的主张，‘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然而，你爱别人别人就一定会爱你吗？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一定会帮助你吗？这可不一定，说不定你不过是获得一张“好人卡”，甚至更糟，比如你施以兼爱的对象是杨朱或是杨朱的信徒，他们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又怎会跟你去“兼相爱，交相利”呢？更何况，这世界上以怨报德的事也是屡见不鲜。正是如此，冯友兰先生才又说：“绝大多数人都很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也还有一些实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
于是，墨子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角度的劝导外，又祭出了“明鬼”这第一件法器。

我们小时候可能都多多少少听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类似“鬼会捉爱哭的小孩”“吃西瓜子会在肚子里长成一棵树”之类带有鬼神恐怖色彩的言论来规范束缚一些小孩子的言行。“明鬼”就是类似于此的对不实行“兼爱”主张人的一种恫吓和威胁。
但是说到这里，我想先讲讲墨家十大主张中的“非命”观。墨子的非命是剑指儒家“天命观”的。
《论语》中有句妇孺皆知的名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七十二贤人之一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的言论，孔子自己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儒家的天命观影响很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几乎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一种处世智慧。其实早在儒家前，天命观就由来已久了，在远古，祭祀和占卜就是一个部落中非常重要的活动，《易经》这本阐述命理的书更是被多数诸子百家奉为经典，成为群经之首，万典之祖。儒家认为天命是不可违逆的真理，荀子说：“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一个人的成就和生死从出生那刻就已经决定了。生于命中，存于势里。所以人要安于命听于命服从于命，不要有其他什么非分之想。墨子认为，判断一个事物的存在要看它是否看得见摸得着，然而天命从来都是“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墨子认为判断一个事物的存在要看是否发挥其效用，儒家认为朝代的更替就是天命存在的最好证据，但墨子认为商代夏，周代商，不过是人祸的作用，是暴君佞臣的自作自受，是圣君贤相的水到渠成。因此，人何须为命说束缚，命不过是懒人暴君的遮羞布。墨子“非命”的见解最具前瞻性，无怪乎梁启超给予了高度赞誉，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说：“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实在被这种‘命定主义’阻却无限的进化，墨子大声疾呼排斥它，真是思想界一道曙光。”同时，他在《墨学微》里也肯定到：“墨子非命，真千古之雄识哉！”

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觉得要矛盾了，的确，此中似乎有些奇怪，主张“天命”的儒家确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他们却重视祭祀，主张厚丧。主张“非命”的墨家却是“鬼神之有，岂可疑哉！”，但他们却轻葬薄丧。所以墨子的“明鬼”“天志”多少和“非命”相矛盾冲突，因为墨家的“天志”“明鬼”是一种实现“兼爱”的手段。墨家宣扬的鬼神，并非是世人普遍认为勾魂夺命的恶鬼邪神。而是“赏贤罚暴”的公仆。这就是墨子所说的：“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如果一个人兼爱天下，助人为乐，那他一定会受到鬼神的助佑。而一旦一个人行有不端，作威作福，那鬼神一定会对他施以惩罚。“明鬼”一方面是对百姓行为的约束，更主要的是借此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太过分，要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但不可回避的是有神论有其作用性。无论是墨家的“明鬼”还是儒家的“慎独”。都是主张一种“敬畏”，会在冥冥之中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考究，会在夜半无人心存恶念时如芒在背。这种对鬼神敬畏，对史笔敬畏，对天地敬畏，对圣贤的敬畏，在当今社会的确有一定程度的丢失，这是人心不古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天志”。我第一次听到“天志”这个词，还是从《秦时明月》动漫里看来的，我印象很深刻地记住荆天明的一句台词：“我可是剑圣唯一传人，解牛刀法唯一传人，天志选择的墨家巨子天明。”动漫里的天志仿佛就是一个类似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明主选举制。好吧，我发现我每次提到《秦时明月》都是要用来吐槽的，这实在是对天志的一种错解。那么何谓天志呢？

所谓“天志”，就是上天的意志。道家也说天，但和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同，墨家所说的天不仅不是不仁，而且还是最有情最有义，最见兼爱的“人格神”。这是因为，天是造物者，它不仅造就了人类，还创造了日月星辰，给与光明，创造了五谷杂粮，给与食衣。墨子仿佛就是东方的“耶稣基督”，他从“天”那里掌握了以“兼爱”为核心的“天志”，艰苦实行从不利己专门利人去将“兼爱”的火种带到人间。墨子将墨家的学说的根和果都定位到虚无的“天”上，他说：“天欲人之相爱相利，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同时，天志还规定了墨家的家法，是为“墨规”。墨家中还存在执行墨规的执行者，他们负责在天未及奖善罚暴时代天行奖罚。我会在《何为墨者》一文中说的腹tun（这个字显示不出来，左边是个黄字，右边是个享字，音同吞）大义灭亲，就是执行天志的表现。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以度天下之方圆。”
然而我们都知道鬼神是虚无的，墨子提倡的“天志”也是缥缈的。所以毫无疑问，墨子这张“天志”“明鬼”的法器也没收获多大的效率，墨家兼爱之路仍然走的艰难。首先就是墨子的一个弟子，名叫跌鼻的“小机灵鬼”提出了质疑。有一次墨子生了病，跌鼻就跑去问：“老师您不是兼爱天下吗，为什么以您的圣明，鬼神还让您生病呢？这究竟是老师您的言行有什么毛病，还是鬼神也不是那么明辨是非呢？”墨子回答到：“我肯定没有什么过失，也不是鬼神不明辨是非，因为生病这件事不是鬼神单独说的算的，就好比一百扇门，鬼神之是严守了其中一扇，还有寒来暑往，劳苦受伤都是其他的门，即使鬼神守得再严密，疾病也有可能从其他地方破门而入。”墨子的这种解释也姑且算他自圆其说，但免不得其他人会觉得原来鬼神力量有限，即使我兼济天下，灾难仍然可能从鬼神不能左右的地方降临到我都头上，那又何必辛辛苦苦去兼爱呢？而且墨家主张“非命”，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天志”和“明鬼”多少都可能往“天命”的反道路上行走。难怪后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也要说：“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正是因为墨家学说中的种种自相矛盾，造成了王充说的“废而不传，盖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