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时期，唐朝东边打百济、打高句丽，几乎就没停；西突厥方向，也持续不断派兵平叛；后期又开始应对青海方向吐蕃的进攻。一个国家的力量终归有限，唐朝不可能每条战线都派出主力，吐蕃抓住时机，一举吞并吐谷浑、统一青藏高原，下一步，将在西域（新疆）与河西（甘肃）两个方向，对唐朝发起新的攻势。
吐蕃的进攻，直接威胁唐朝的统治重心关中，为此，不得不抽调大批兵力应对。连东北军区司令（安东都护）薛仁贵，都被抽调前往青海战场。捉襟见肘之际，东方防线陆续失守。这就是陈寅恪icon先生说的：“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唐朝逾出中原传统地域向周边(尤其北方、东北和西域等地)开拓之得以成功，主要凭借了武力在先，继之以羁縻府州、都护府等行政(军政)建置，部分地区则施加以移民屯边，再有汉式文化教育跟进的套路。步入远域之地，除了军政措施之外，其他的手段则较为有限，这虽与印度佛教传播辐射，突厥、回鹘等游牧势力包括大食帝国的武力开拓等同中有异，但后者之开拓，更多地建基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经济文化的同质性之上，尤其是游牧政权的扩张，在同质化的地区基本一路畅通。

唐朝帝国兴盛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中原核心区稳固之后向周边地带的开拓之上，而周边地区非汉人群体的纳入(不管是主动投附还是被征服的)，则是王朝扩展所依托的基础。唐高祖、唐太宗与高宗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四周开拓。然而开拓之后的维系则需要朝廷驾驭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行政架构的搭建、经济生计和文化教养与所拓展地区之间的契合，遂成为关键要素。游牧帝国扩张遭遇阻力最小的地方是同质化的游牧地带，而这里恰恰是唐朝扩展的最大阻力。

这样的局面只能告诉我们：唐廷无力承担拓展草原和遥远四周之后所背负的重担，它(包括此前的秦汉和后期的两宋和明朝)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在于对其同质化的地区譬如南部的耕作地带和山地的兼纳中。这些地带的群体虽然也不同程度地施展了抗拒，但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进攻、行政建置乃至文化教养的综合拓进的能力相比，这些地区还是相继被裹挟进来而纳入到了王朝之属并最终衍变成为王朝的组成部分。

唐太宗设置羁縻府州容纳游牧人进入其社会并构成内外二元制帝国的格局，(63)固然有效地缓解了游牧与农耕二者相排斥的张力，然而这种松散的关系亦为周边地区外族势力的重新崛起或脱离政府的控制提供了便利。就唐朝君主制一统化国家发展的诉求而言，它未尝不想将那些新入围的异己势力按照中原法统治理进而构成均质化的帝国，(64)然而缺乏对超规模、异质化的王朝经营所必要的技术手段和条件，唐廷常常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状态。论述至此，这个案例似乎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中原汉人为主体建构的王朝若要向周边异质地带扩展并含括多族群国家之建设，应当说它具备了建构的实力(即芬纳所谓的“平衡”)，但却缺少长久维系和稳固帝国的能力。

如果我们将唐朝南向进取所遭受的挫折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它突破了农耕的限度而向草原的开拓，巨大的阻力就立刻显现了。唐朝突破了这个阻力，但并没有能够长久地维持住这种突破的局面。这样的场景，不但唐朝以前没有成功的范例可循，唐朝之后能够维系下来的范例也非汉人主体统治的王朝。这就回到上文中蒙元和清朝二例之上了

李鸿宾 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

随后，双方再次于长城区域展开复杂的冲突和交往，这个地带又进入了两大政治体纵横捭阖的时代。中宗当政后，负责北部防务的将领张仁愿趁突厥西征而主力调离之机，调派唐军在河套沿黄河北线修筑三座受降城，又于北部外围构筑了东西1800里之烽候警戒系统，形成了一道新的防线。(35)这就是我们从文献中见到的唐朝与突厥之间最明确的分界线，唐朝的北部疆域在此被明晰化了。

唐朝一方面令部分突厥人北渡黄河进入阴山以南防遏其他游牧势力，另一方面则强化都督府、都护府的军事功能，试图采用震慑的方式巩固北方边地。然而这些都没能阻止突厥人复国的行动。

相反，贞观十三年(639)发生的突厥贵族未遂政变的“九成宫事件”，(34)在说明突厥上层对唐朝征服其国存在不满情绪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唐朝改变了纯粹依托羁縻府州对北部疆域进行控制的行政措置。

，“武后欲征发梁（今陕西汉中）、凤（今陕西凤县）、巴（今四川巴中）州民众，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开山通道，出击西羌，讨伐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