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言之记也，言者，心之声也。在心为情意，出口为语言，以其浅近直捷，号为白话，白话出于口，止于耳，倏忽而灭，故先民发明文字，记其语言以传久远，谓之文。故文之滥觞，必以我手写我口，是为白话之文。然天下之学者，学既博通，情既浓郁，意既伟岸，话语絮絮犹不能竟其意，若一一录以为文，恐漶然无归，庞然无廓。故有意为文者，必统理其思使有序，精练其言使整洁，而英华大蓄，笃实辉光，下笔为文，吐嘱典丽，声情并美，渐与口语有间。斯文之言，非语言之言，乃文言之言矣。因口白而有白话之文，繇白话之文而晋乎文言之文，古之学者，莫不两者兼擅。神思所寄，则为文言，率尔而操，则为白话，然既有文言，则白话不登大雅之堂，此人类文明发皇自然之大势也。
古之人，其志虑深矣，似乎其有先见于千百世之安危也。盖若纯依语言而为白话之文，凡语言莫不三百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故前人之白话，后人读之为难，至有千古不得其解者。故吾每谓白话文者，短命之文也。若自古之文通用白话，则中华将常处蓁莽，神州且无噍类矣。可幸吾族之文章，自始即不纯乎白话，而已近于文言。易之彖爻，书之谟诰，中原之白话文言也；屈之骚赋，则兼楚地之白话文言也。后人读易书楚辞之文，其易解者，必文言之句也，其难解者，必白话之语也。渐至孔氏及曾有游夏师徒，文言乃成形制，后之作者，不论散骈诗歌，率以文言。故孔氏而后，典籍著述皆畅顺可读，华族之智慧所以流衍不替，民心之所以团聚不散，虽亡国而无不旋踵即复者，以其智慧民心存乎典籍著述，古今可以沿习承传也。故吾每谓文言之文者，长寿之文也，不唯作述得以史垂而不朽，亦保我华族永寿长视之干城也。
且文之可贵而可传者，以其志意声情也，初不论白话文言焉。然自古无无学之真学者，无非文之真文章，我华族自六艺四子以降，汗牛之简牍，充栋之典籍，既皆以文言相绳续，则不通文言之文，将自外于学问之门径，自絶于民族之智慧，亦将自断其著作之通途。故古人垂髫就学，所读之书，文言之书也；稍长习文，所作之文，文言之文也。先人之智慧，以文言而承继，后人之成就，亦以文言而流衍。习文言而通也，古今之学术得以共传习，远近之情志得以相慰勉，故吾每谓文言之文者，膏粱之文也，不唯学人頼以滋养之资粮，亦民族文化所以富有日新之旨膏也。
近世戊午己未之岁，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公，或诬文言为贵族颓废之专学，讥之为已陈之死文，或以文言难学难解难作，欲以白话代之，遂攘臂高呼打倒文言，朝野汹汹，不唯庙堂之文转用白话，乃至学校教本，亦用白话，使吾国传之数千年护国护民之雅言，顿成可卑可贱之刍狗。夫文之可贵可贱，为死为活者，以其志意声情，不在贵族平民古昔现代也。古者贵族文言之作，固偶有无病呻吟者，然今世平民白话之作，其无聊鄙陋，岂复少见？故不务于志意声情之熏染承传，徒呶呶于文言白话之争衡，是谓不知本。而文之难读易读难解易解难作易作，在于是否宝之教之学之倡之，若宝之教之学之倡之，日就月将，习与性成，岂有难者乎？若絶弃之，不教之，不学之，不倡之，则一代，二代，至于三代，不唯百姓视文言为畏途，学者亦罕有能读经史子集者矣。故不务于宝爱教习，而徒嚣嚣于难易者，是谓不知几。见识不知本，教化不知几，国民之志意学术无以熏染承传，民族之生意断裂而濒于灭絶。华族近世之奴役于人，不唯政治经济之奴役于人，率心灵亦奴役于人者，以其忘本违几（违机当作违祖）也。若唯政经之奴役于人，犹可兴复也，至心灵而为人所役，且自甘其役，则永无兴复之望矣。闻有鲁夫偶食而噎，遂絶食以至于馁，又闻愚妇为儿洗浴，倾倒污水，并婴儿而倾之，遂絶其嗣。五四名流之愚鲁狂瞀，何异于是？噫，可哂亦可哀矣。顾宁人（当作昔人）所谓亡天下者，其此之谓乎？
今也平心论之，文言白话非必水火也，且有文言以来，真白话者，当从文言破壳而出，哺鷇而长，曹雪芹之《红楼梦》是也，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是也，刘鹗之《老残游记》是也。不历文言而直径白话者，欲言之有文，不可得也，欲传之久远，不可得也。君不见水上之萍，浪里之凫乎。不历文言而弄文者，终其一生，水萍浪凫耳。繇文言而进于白话，则白话植其本矣。故今欲兴华族文化者，欲擅白话之文者，皆当厚殖文言之根柢。
今者文言疏远虽久，然天理常在，人心不泯，举目废墟之下，不乏三五好古敏求之士，学博而文雅，惜其散落四方，声气无以交通，情采无以焕映。乙酉之春，有张公俊伦先生创《荆江文学》于武汉，盖五四而后百年首倡之文言刊物，网罗当代文言之作，表而出之，文风为之一振。其后因故中断，友朋憾之。前月，张公入职我文礼书院，谈及文言之兴衰，不胜嘘唏，余感其意，乃请就书院继其志业，主编文言杂志，依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篹》之类为其栏目，复依南梁《昭明文选》之制，诗文并举，版面正体竖排，以肃古雅，窃取《尧典》钦明文思安安之意，榜其名曰《文思》。于是有志于文言者，犹农夫之有佳园矣，诚愿天下士子负耒来聚。外有读经之儿童，不辍乎弦歌，此有能文之君子，相靡以好爵。有教者，有习者，有作者，有倡引者，国人因知所宝爱，则文言之兴复，指日可待。文言复，而华族文化之兴自在其中矣。
兹值《文思》创刊之际，且喜我族文化有望，谨缀所感以贺。孔元二五六八年，岁在丁酉冬月，王财贵序。
古之人，其志虑深矣，似乎其有先见于千百世之安危也。盖若纯依语言而为白话之文，凡语言莫不三百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故前人之白话，后人读之为难，至有千古不得其解者。故吾每谓白话文者，短命之文也。若自古之文通用白话，则中华将常处蓁莽，神州且无噍类矣。可幸吾族之文章，自始即不纯乎白话，而已近于文言。易之彖爻，书之谟诰，中原之白话文言也；屈之骚赋，则兼楚地之白话文言也。后人读易书楚辞之文，其易解者，必文言之句也，其难解者，必白话之语也。渐至孔氏及曾有游夏师徒，文言乃成形制，后之作者，不论散骈诗歌，率以文言。故孔氏而后，典籍著述皆畅顺可读，华族之智慧所以流衍不替，民心之所以团聚不散，虽亡国而无不旋踵即复者，以其智慧民心存乎典籍著述，古今可以沿习承传也。故吾每谓文言之文者，长寿之文也，不唯作述得以史垂而不朽，亦保我华族永寿长视之干城也。
且文之可贵而可传者，以其志意声情也，初不论白话文言焉。然自古无无学之真学者，无非文之真文章，我华族自六艺四子以降，汗牛之简牍，充栋之典籍，既皆以文言相绳续，则不通文言之文，将自外于学问之门径，自絶于民族之智慧，亦将自断其著作之通途。故古人垂髫就学，所读之书，文言之书也；稍长习文，所作之文，文言之文也。先人之智慧，以文言而承继，后人之成就，亦以文言而流衍。习文言而通也，古今之学术得以共传习，远近之情志得以相慰勉，故吾每谓文言之文者，膏粱之文也，不唯学人頼以滋养之资粮，亦民族文化所以富有日新之旨膏也。
近世戊午己未之岁，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公，或诬文言为贵族颓废之专学，讥之为已陈之死文，或以文言难学难解难作，欲以白话代之，遂攘臂高呼打倒文言，朝野汹汹，不唯庙堂之文转用白话，乃至学校教本，亦用白话，使吾国传之数千年护国护民之雅言，顿成可卑可贱之刍狗。夫文之可贵可贱，为死为活者，以其志意声情，不在贵族平民古昔现代也。古者贵族文言之作，固偶有无病呻吟者，然今世平民白话之作，其无聊鄙陋，岂复少见？故不务于志意声情之熏染承传，徒呶呶于文言白话之争衡，是谓不知本。而文之难读易读难解易解难作易作，在于是否宝之教之学之倡之，若宝之教之学之倡之，日就月将，习与性成，岂有难者乎？若絶弃之，不教之，不学之，不倡之，则一代，二代，至于三代，不唯百姓视文言为畏途，学者亦罕有能读经史子集者矣。故不务于宝爱教习，而徒嚣嚣于难易者，是谓不知几。见识不知本，教化不知几，国民之志意学术无以熏染承传，民族之生意断裂而濒于灭絶。华族近世之奴役于人，不唯政治经济之奴役于人，率心灵亦奴役于人者，以其忘本违几（违机当作违祖）也。若唯政经之奴役于人，犹可兴复也，至心灵而为人所役，且自甘其役，则永无兴复之望矣。闻有鲁夫偶食而噎，遂絶食以至于馁，又闻愚妇为儿洗浴，倾倒污水，并婴儿而倾之，遂絶其嗣。五四名流之愚鲁狂瞀，何异于是？噫，可哂亦可哀矣。顾宁人（当作昔人）所谓亡天下者，其此之谓乎？
今也平心论之，文言白话非必水火也，且有文言以来，真白话者，当从文言破壳而出，哺鷇而长，曹雪芹之《红楼梦》是也，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是也，刘鹗之《老残游记》是也。不历文言而直径白话者，欲言之有文，不可得也，欲传之久远，不可得也。君不见水上之萍，浪里之凫乎。不历文言而弄文者，终其一生，水萍浪凫耳。繇文言而进于白话，则白话植其本矣。故今欲兴华族文化者，欲擅白话之文者，皆当厚殖文言之根柢。
今者文言疏远虽久，然天理常在，人心不泯，举目废墟之下，不乏三五好古敏求之士，学博而文雅，惜其散落四方，声气无以交通，情采无以焕映。乙酉之春，有张公俊伦先生创《荆江文学》于武汉，盖五四而后百年首倡之文言刊物，网罗当代文言之作，表而出之，文风为之一振。其后因故中断，友朋憾之。前月，张公入职我文礼书院，谈及文言之兴衰，不胜嘘唏，余感其意，乃请就书院继其志业，主编文言杂志，依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篹》之类为其栏目，复依南梁《昭明文选》之制，诗文并举，版面正体竖排，以肃古雅，窃取《尧典》钦明文思安安之意，榜其名曰《文思》。于是有志于文言者，犹农夫之有佳园矣，诚愿天下士子负耒来聚。外有读经之儿童，不辍乎弦歌，此有能文之君子，相靡以好爵。有教者，有习者，有作者，有倡引者，国人因知所宝爱，则文言之兴复，指日可待。文言复，而华族文化之兴自在其中矣。
兹值《文思》创刊之际，且喜我族文化有望，谨缀所感以贺。孔元二五六八年，岁在丁酉冬月，王财贵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