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陆最早的小说，源自【笔记】。原初的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大量的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记人事的小说如《世说新语》，则多记上层人士的谈吐和轶事。这些小说，大抵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到唐代传奇产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说家类一》记载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
《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於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艺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
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於虞初耳。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
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於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
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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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传奇的繁荣，主要依托于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一些大城市社会生活，同时唐代的变文艺术十分繁荣，由此“说话”(讲故事)艺术应运而生。从民间到朝廷，说话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晚年生活寂寞，高力士经常让他听“转变说话”即说变文和小说以解闷取乐。王建《观蛮妓》、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都说到了女妓演唱王昭君的故事。《目连救母变文》的故事则为白居易、张祜所熟悉和引用(孟棨《本事诗》、王定保《唐摭言》)。
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某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说散体，如《刘家太子变》；有六言赋体，如《舜子至孝变文》，而更多的则是散韵并陈、说唱相间，如《破魔变》、《汉将王陵变》。变文也是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变”。它是在某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某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唐代早期的变文,和南北朝“唱导”一样,是以“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慧皎《高僧传》)的讲经形式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某经神变故事的。僧人为了使深奥的某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亦即《高僧传》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还出现了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僧。

到了中晚唐时期，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山女》诗描述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除俗讲僧外,当时还出现了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还记载万寿公主也曾到“慈恩寺观戏场”，这些民间娱乐场所也吸引着王公贵胄、秀才士子，足见变文等说唱文学的影响之广。郭湜《高力士外传》载：“太上皇（唐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司亲看扫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则转唱变文(“转变”)竟已深入宫禁，更可想见其流行之盛了。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

唐初传奇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记他于太和年间观杂戏，中有“市人小说”，讲名医扁鹊的故事。所谓“市人小说”，即指街坊艺人讲说的故事。当时文人聚会时，也有以“说话”消遣的。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讲的就是白行简《李娃传》所记的故事，历四个时辰，即今八个小时尚未讲完，可见叙述非常细致。在某些唐传奇篇末，往往述及本文的写作是由于朋友间的“说话”，如“昼宴夜话”(《任氏传》)、“宵话征异”(《庐江冯媪传》)、“话及此事”(《长恨传》)、“因话奇事”(《续玄怪录．尼妙寂》)等。文士间流行“说话”风气，其“说话”艺术又很细致，是促使唐传奇大量产生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科举取士，重视文学。在各科中，考试诗赋杂文的进士科最受重视。士人应试之前，常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称誉，扩大社会名声，为考中进士科创造条件，当时称之为“行卷”。传奇文也常用作“行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代士人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传奇以叙事为主，文体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以小段议论，即所谓“文备众体”。唐代后期传奇专集产生颇多，大约同这种“行卷”、“温卷”风尚有关。
唐朝中期是唐传奇的繁荣阶段，作品多，名家也多，一些最优秀的单篇传奇，几乎都产生在这一时期。鲁迅曾指出:“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唐宋传奇集》序例)这时期的传奇作品，从内容题材上看，大致可分为神怪、爱情、历史、侠义诸类。其中有些作品内容交叉，如神怪兼爱情类的题材就很多，其他题材也有结合的。
唐代传奇标志著东亚大陆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有不少情节曲折﹑文笔精美的文言小说﹔鲁迅所辑录的 《唐宋传奇集》与其后汪辟疆所编的 《唐人小说》,互相补充,成为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传奇选本。
鲁迅“发意匡正”(《唐宋传奇集》序例)﹐重新编辑一部可以凭信的唐宋传奇集﹐因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著作﹐选录单篇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等45篇﹐编成此集。集中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都选用可靠的版本﹐经过仔细校订。书末附有《稗边小缀》1卷﹐对各篇的作者和版本作了考证说明。

唐代传奇对后代小说、戏曲及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传奇体成为宋以后历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样式，即使在白话小说兴起后，仍有一定势力。宋代就出现过不少传奇作品，虽然一般说来写得比较平实，缺少飞动的文采，但也有一些流传的佳篇，如鲁迅《唐宋传奇集》中收录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和《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明代著名的传奇小说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馀话》和邵景瞻的《觅灯因话》。其中《剪灯新话》的文笔意境，颇能新人耳目。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继承并发展了唐传奇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的特色，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唐传奇对宋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即话本也有明显影响，很多题材和人物为话本所采用。据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宋代已有不少根据唐传奇故事编成的话本，但多亡佚。明人所辑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也保存了好些取材于唐传奇的话本。传奇中叙事、诗笔、议论结合的形式，即所谓“文备众体”的特点，以及传奇描写人物的手段，如比较细腻的细节描写，传神的人物对话等，话本也都有所借鉴和发展。
唐传奇的题材、故事对后世戏曲以及讲唱文学的影响，一向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大凡著名的传奇故事，在后代都各自产生若干同一题材的戏曲。最为人所知的是《长恨歌传》对元代王伯成的诸宫调《天宝遗事》、白朴的杂剧《梧桐雨》和清代洪升的传奇戏曲《长生殿》的影响，《莺莺传》对宋代赵令畤的《崔莺莺双调蝶恋花鼓子词》、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的影响，《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对汤显祖的传奇戏曲“玉茗堂四梦”的影响等等。由于唐传奇成为后世戏曲、小说汲取题材进行再创作的宝库之一，因而有人把这种现象与希腊神话对后来欧洲文学的影响相比拟。

《新唐书 右小说家类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摘录
　　张华《博物志》十卷　　又《列异传》一卷
　　　刘义庆《世说》八卷　　又《小说》十卷　　刘孝标《续世说》十卷
　　袁王寿《古异传》三卷　　祖冲之《述异记》十卷　　刘质《近异录》二卷
　　干宝《搜神记》三十卷　　刘之遴《神录》五卷　　梁元帝《妍神记》十卷
　　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　　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　　吴均《续齐谐记》一卷
　　王延秀《感应传》八卷　　陆果《系应验记》一卷　　王琰《冥祥记》一卷
　　王曼颍《续冥祥记》十一卷　　刘泳《因果记》十卷　　颜之推《冤魂志》三卷　　又《集灵记》十卷
　　　李繁《说纂》四卷　　戴少平《还魂记》一卷贞元待诏。
　　牛僧孺《玄怪录》十卷　　李复言《续玄怪录》五卷
　　钟辂《前定录》一卷　　赵自勤《定命论》十卷天宝秘书监。　　吕道生《定命录》二卷大和中，道生增赵自勤之说。　　温畬《续定命录》一卷
　　赵璘《因话录》六卷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
　　袁郊《甘泽谣》一卷
　　温庭筠《干巽子》三卷　　又《采茶录》一卷
　　段成式《酉阳杂俎》三十卷
　　张固《幽闲鼓吹》一卷
　　《常侍言旨》一卷柳珵。
《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郭良辅《武孝经》一卷
　　陆羽《茶经》三卷　　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
　　封演《续钱谱》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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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是古代文言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宋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传说及道经﹑释藏等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
《太平广记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东城老父传　柳氏传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长恨传　无双传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霍小玉传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莺莺传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周秦行记　冥音录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东阳夜怪录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　杨娼传　非烟传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灵应传
卷第五百　　　　杂录八　　　孔纬　李克助
《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八·杂传记五 莺莺传　（元稹撰） 》
　　莺莺传　（元稹撰）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

　　莺莺传　（元稹撰）
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
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绔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
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

　　莺莺传　（元稹撰）
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试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
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
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明抄本“我”作“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嘘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莺莺传　（元稹撰）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寝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使不绝。兼乱丝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
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胧。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佣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苒苒，旭日渐瞳瞳。乘鹜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莺莺传　（元稹撰）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
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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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 卷五百·杂录八》
孟乙
徐之萧县，有田民孟乙者善网狐狢。百无一失。偶乘暇，持槊行旷野。会日将夕，见道左数百步，荒冢岿然，草间细迳，若有人迹。遂入之，以槊于黑暗之处搅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动。问“尔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执吾槊而不置？”暗中应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诚告云：“我姓李，昨为盗，被系兖州军候狱。五木备体，捶楚之处，疮痏遍身。因伺隙逾狱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将归，置于复壁中，后经赦乃出。孟氏以善猎知名，飞走之属，无得脱者，一旦荒冢之中，而得叛狱囚以归。闻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闲话》）

《敦煌变文集新书 引言 叙例》
敦煌变文集新书引言 　　敦煌石室藏书的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其中最重要而绝传已久的变文，尤为近代学人所注目。关于变文的名称、体制、流变、范围，孙楷第、向达、王重民、周绍良等著名学者考证綦详，发挥甚备，在此不拟多加讨论。
《敦煌变文集新书 一、搜神记一卷　句道兴撰　行孝第一》
昔有樊寮至孝，内亲早亡，继事后母。后母乃患恶肿，内结成痈，楚毒难忍，风（夙）夜不寐。寮即愁烦，衣冠不解，一月余日，刑（形）体羸瘦，人皆不识。寮欲唤师针灸，恐痛，与口于母肿上吮之，即得小差，以脓血数口流出，其母至夜，便得眠卧安稳。夜中梦见儿（鬼）来语母曰：「其疮上复得鲤鱼哺之，后得无病，寿命延长。若不得鲤鱼食之，即应死矣。」寮闻此语，忧心恐惧，仰面向天而叹曰：「我之不孝，今乃如此，十一月冬冰结凝之时，何由得此鱼食？」即抱母头而别，出入行哭，悲啼泣泪，仰天而叹曰：「天若怜我，愿鱼感出，无神休也。」寮乃脱衣覆冰之上，不得鱼，遂赤体卧冰之上。天知至孝，当寮背下，感出鲤鱼一双。心生欢悦，将归与母食之，及哺之于疮上，即得差矣。命得长远，延年益寿，乃得一百一十而终也。樊寮至孝，松柏终不改易。
昔有扁鹊，善好良医，游行于国。闻虎（虢）君太子患，死已经八日，扁鹊遂请入见之，还出语人曰：「太子须（虽）死，犹故可活之。」虢君闻之，遂唤扁鹊，入活太子，遂还得活。虢君大悦，即赐金银宝璧与鹊，鹊辞而不受。虢君曰：「今活吾子，即事不违，乃不取受者，何也？」鹊曰：「太子命故未尽，非臣卒能活得。」遂不受之去也。
昔孔子游行，见一老人在路，吟歌而行，孔子问曰：「验（脸）有饥色，有何乐哉？」老人答曰：「吾众事已毕，何不乐乎？」孔子曰：「何名众事毕也？」老人报曰：「黄金已藏，五马与绊，滞货已尽，是以毕也。」孔子曰：「请解其语。」老人报曰：「父母生时得供养，死得葬埋，此名黄金已藏。男已娶妇，此名五马与绊。女并嫁尽，此名滞货已尽。」孔子叹曰：「善哉善哉，此皆是也。
二、孝子传
董永，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独养于父，家贫佣力，笃于孝养。至于农月，永以鹿车推父至于畔上，供养如故。后数载，父□，葬送不办。遂〔与〕圣人〔贷〕钱一万，即千贯也，将殡其父。葬殡已毕，遂来偿儥（债）。道逢一女，愿欲与永为妻。永曰：「仆贫寒如是，父终无已殡送，取主人钱一万，今充身偿债为奴，乌敦（敢）屈娘子。」妇人曰：「心所相乐，诚不耻也。」永〔不〕得已，遂与妇人同诣主人。主人曰：「汝本言一身，今二人同至，何也？」永曰：「买一得二，何怪也。」「有何所解也？」答曰：「会织绢。」主人〔云〕：「但与〔织〕绢三百疋，放汝夫妻皈还。」涓（织）经一旬，得涓（绢）三百疋。主人惊怪，遂放二人归回。行至本期之处，妻辞曰：「我是天之织女，见君至孝，天帝故遣我助君偿债。今既免子之难，不合久在人间。」言讫，升天。永掩泪不已。天子征永，拜为御史大夫，出孝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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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大陆宋元时期兴盛一时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勾栏瓦舍”，是文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光与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戏剧——杂剧与南戏的演出相联系，而且也是当年东亚地区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
宋元时期，人们把商业性游艺场所称为“瓦舍”（或称“瓦子”“瓦市”“瓦肆”等），而在瓦舍里设置的剧场称作“勾栏”（或称“勾阑”“钩栏”等）。为什么叫“瓦舍”呢？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九中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至于“勾栏”的名称，则最早始于《水经注·河水》：“吐谷浑于河上作桥……施构栏，甚严饰。”唐代李商隐《倡家诗》有“帘轻幙重金勾栏”句。到了宋元时，“勾栏”的名称被专指为演出场所。《书言故事》中明确地说明：“俳优棚曰钩栏。”
据廖奔先生考证，勾栏兴起于北宋仁宗朝以后，衰竭于明代中期以前，历时约400年。在宋室南渡以后，在北宋兴盛起来的勾栏被带到了行都临安。这以前的临安（杭州）是没有勾栏的，在宋室南渡以后，大量的北方军士涌入临安，为了让他们有一个娱乐的地方，就把勾栏也迁移到了这里。后来从军队发展到了市井，勾栏就这样在临安兴盛起来了。
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