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兼祧”的概念，于乾隆四十三年第一次被提出。是年，律例馆将乾隆帝的独子出继谕表述为“独子兼祧”，写入《大清律例》中的立嫡子违法条。即:“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相情愿者，取具合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15】
(二)“兼祧例”出台的直接成因
嘉庆年间编纂的《户部则例》，卷一为“旗人户口”。在继嗣条下，先载有乾隆帝“独子出继谕”，再注明“一人承嗣两房宗祧”款，曰:“八旗及外省驻防有乏嗣应行立继者，如系长房长子，不准出继。其长房次子、次房长子果系昭穆相当者，均准其出继。倘长房并无次子，此外近支亦无应继之人，以一人承嗣两房宗祧，虽长房长子准照独子之例出继。”而在“民人户口”一卷，正文却仍坚持，贪财将独子出继与人者，独子藉称已经出继不顾本生父母者均照例治罪。只是在小注中附有“孀妇准继独子谕旨一道，详见八旗户口类”【16】。通过这样的记载方式，可知独子出继谕旨最初的关注对象是旗人，上升为法律后，才覆盖全社会。
(1)战争善后
乾隆帝上谕的直接对象，是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八旗军队。乾隆四十年，正是第二次金川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西南山区，规模不大，却是18世纪的中国版图上时间最为持久，耗人、物、财力最为众多，死伤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事。据《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记载，此次战争阵亡者14731人，军营病故更是不计其数。【17】八旗军作为战争主力，损失亦极严重。将士身后事的处理，成为朝廷亟需面对的难题。阵亡和军营病故将士的遗属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寡妇，二是子嗣。

三、“兼祧”与司法裁判
(一)条例出台后的“兼祧”
兼祧例的适用范围，原限于亲兄弟之子。但实际生活中，这一原则被扩大了，演化出许多新的形式，需要司法官员通过具体情景加以判断。以承祧人自身的状况来看，常见的有以下四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独子三祧甚至多数祧。道光二十年(1840)，扶风县有民人黄裕，兄弟五人，其四人均无子，唯有五弟黄鳌有子黄万庆。黄裕之母命万庆承继长房兼祧四房，倘二三房终身无子，就可兼祧黄氏兄弟五房。【34】可知兼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族中丁稀、应继乏人”的实际困难。第二种情况超出了“兼祧例”本身的规定。承继人本不是独子，出继于一无子之家，而后又兼祧或多祧了出继之家及其近亲兄弟。这种情况最广为人知的是宣统帝承嗣同治帝，兼祧光绪帝的事。宣统帝本是醇亲王载沣之子，所继之父同治帝为其堂伯，而兼祧之父光绪帝则其亲叔。第三种情况是承继人初非独子，出继别家后本家绝后而成为独子，这在人口死亡率极高的传统时代也是很常见的。谭嗣同在《绍泗府君家传》中介绍其叔祖谭绍泗，原有兄弟四人，自己出嗣叔父，后来季弟先殇，仲兄早出继其他的叔父，现在伯兄又故，于是奏请以己身兼祧叔父母【35】。既避免亲生父母无人承续香火，又使对嗣子有养育之恩的叔父母不会面临绝嗣的局面。第四种情况是乾隆帝上谕中的理想状况，现存者又生一子，前子变兼祧为出继。《府判录存》记载凤翔县有同父兄弟王朝青、王朝荣、黑骡三人。朝荣、黑骡本无子，朝青只一子王冠。黑骡早逝，王冠兼祧朝青、黑骡两支。朝荣夫妇则抱养族侄王保儿。后来朝青生下一子名王纪，按理应以王冠、王纪分承朝青、黑骡之产，使得本支和被承嗣之家都不必绝后。而朝青将王纪强行出继王朝荣，占有全部三兄弟所有家产。【36】理想的局面是人人有子，年轻的兄弟将独子出继或兼祧他人，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自己尚有能力再生子，使兄弟二人能有各自的承继人。该案中的王朝青因为再生一子而觊觎两个无子兄弟的家产，唯利是图，自然得不到司法的支持。

除兼祧子本人外，承祧家庭的情况也很复杂。鹤山知县张甄陶分析被承祧家庭的承继形式有三种:嗣子承继男性家长、承继寡妇和承继户绝之家。【37】男性家长的立继权在各种立继权中有效性最强，争议最小，兼祧也是如此。但相比于男性家长，独子兼祧寡妇的情况更常见。地方志《列女传》中，多有关于守节贞妇抚养兼祧子的记载。寡妇的立继权很没有保障，特别是寡妇年轻又有公婆的家庭，多由尊长为其择嗣子兼祧。由于兼祧子亦是本生父母独子，难离本家，只有在兼祧子父母俱亡成为孤儿，才会交给寡妇抚养。如果被承继家庭的夫妇生前未确定嗣子，在夫妇死后，该家庭便算作“户绝”，根据本家近支尊长或房、族长或宗族会议的意见，为该家庭立嗣。《府判录存》记载，宝鸡县民蒲氏一家，长辈兄弟五房，只二房有两子，余者皆无子，于是以二房长子兼祧二、三、五房，次子兼祧长、四两房。二人分家时，其父辈兄弟已全部离世。可知二人虽然在名分上承祧不同的叔伯，但不与嗣父母一起生活，只是根据名分获得遗产。【38】宗族为户绝之家立继，要考虑被承继夫妇生前的意愿，与其有嫌隙的子弟通常不在考虑之内。由于被承继人已经亡故，立嗣权掌握在多人手中，容易引起争议，常要经官断继，才能了结。在宗族议继中，族长作为宗族的核心成员，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有最终决定权。《塔景亭判牍》中，有邹正中系邹氏族长，他将自己的子、孙分别出继、兼祧遗产丰厚的叔伯，而将兄弟与堂兄弟之子过继给遗产较少者，“私情回护，处置不公”，引起族内争夺，讼之于官。【39】
除被承祧者及在其死后有立继权利的寡妻外，可能影响到兼祧子的承嗣与遗产获得的人还包括:赘婿、义子、以及本宗并继子。无子之家，虽有亲女入赘一婿，或自幼抱养异姓子，也被称为户绝，必须立嗣子才算香火有继。在有赘婿或义子的家庭中，被承继的夫妇大多与赘婿或义子共同生活，继子的作用只是以同宗的名义延续香火，并不同居。因此，家长或寡妇尚在时，兼祧子对家产的实际控制力与对兼祧父母的影响不及女婿与义子。光绪时浙江平阳县有一周陈氏，不但不将家计交与兼祧孙周镜涵，反而觊觎镜涵之产，以图带至女婿家养赡余生。【40】但承祧父母亡故后，兼祧子从法理上成为遗产的主人，赘婿或义子的地位就难以望其项背了。特别是诉诸官府，赘婿和义子只能按照《律例》得到一部分赠与性质的财产。在这里，不论他怎样被岳父母、义父母喜爱，司法官员也不会准许其以异姓承嗣，大量占有遗产。

“兼祧”例出台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子之家立继候选人不足的困难，但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有利于丁多势大的家庭兼并家族财产，加剧宗族成员间利益的不平衡。地方官员的判决，以息讼和解为目的，那么判决的原则，就是平衡宗族内部财产。在此种标准下，兼祧多家的情况往往不被接受，并被看作争产兼并的标志，受到打击。《府判录存》中有歧山县民薛氏，本有三房，长房长子正道生子庆娃，庆娃早故，其家财便成万人逐兔之势。正道病故之后，正道亲侄薛福凝(正道亲弟，长房三子正元之子)、堂侄孙薛保娃(二房单传曾孙)两相争继。因为福凝与正道亲缘接近，又与其同居，按应继之法，当以福凝兼祧。但知县认为福凝已经出继，若再兼祧正道，则一子两祧，得产过多，遂命保娃承继正道为孙。薛福凝不服，上控至府。知府邱煌认为二房曾以子出继绝嗣的三房，则二房、三房之产已都归二房。今若再令二房的保娃承继长房的正道，则“二房名下兼估三门之产”。邱煌遂做出不令二房保娃承继正道的决定，但也不准福凝两祧，而是另选庆娃的堂侄薛记记子继承正道财产，因为该支从未有人出继过，是族内分得财产最少的一家，且未参与该争继案件。【43】让记记子承继财产，是对这一支的补偿，以平衡族内财产关系。
此外，地方官在承审兼祧词讼时，还多采取打击争讼与妥协既成事实的做法。与通过合法程序完成的被承祧人爱继与宗族议继不同，争继行为，即便是合理诉求，也违背礼法，普遍不被司法裁判所支持。《律例》中有“因争继酿成人命者，凡争产谋继，及扶同争继之房，分均不准其继。嗣应听户族另行公议承立”【44】。在许多官员的判决中，还可见到挑起争继兴讼行为的族人自动失去承继资格的现象【45】。当然，如果争继者迫不得已在州县兴讼，官员虽然按照法律和习惯仍不支持其承继请求，但会在财产方面，通过其他名义给与一些补偿。

清代州县官员在对自理词讼、户婚细事的裁判中，有时并不依照法律条文，更多从兴讼双方的实际状况进行裁判。《府判录存》中有凤翔县张氏争继案。张氏三房中，张相霸道豪横，将自己早年过继三叔的情节隐匿，把亲子四人，分别过继本支和伯父家。于是张相一人兼得六门之产，而他的同胞兄弟张芹，却并未能让一子出继他门。案中虽无名分上的兼祧之事，但张相过继叔父之事，族中应为人尽知，实际已经构成了兼祧两家财产的情况，而他利用余子再图伯父遗产，更是兼并太过。知府邱煌深为张芹不平，却并未本着“均分”的原则判决，而是承认张相本蛮横占有的亲兄弟张云、张镇，堂兄张孝、张焕的地产、房宅，及生意的所有权、经营权，只令他从中“拨地十二亩五分，又拨住宅西边围场一块给张芹管业，其陈村生理酌断银一百五十两给与张芹”【46】。邱煌这样做，一则因为张芹懦弱，张相强横，如果均分，恐怕张相泄忿，手足相残;二则若令张相倾家，他必然再次争控，担心后任官员不能像自己一样为弱者做主。这种为了有效执行司法判决，避免反复争讼，荡毁两造家财，而妥协于既成事实的做法，在清代的承继争产案中屡有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