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孔孟之道，所以先说孔子再说孟子。
根据太史公的描述，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其先宋人(今河南商丘)，论语中夫子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知下了一辈子的功。当过司空、司寇，政绩卓越让邻居齐国生畏，送女乐文马以沮之，遂离鲁而周游列国。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人，其师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曾子之徒)之门人。当时各国君主志在开疆拓土、称霸天下，以能兵强将为贤、攻伐克敌为高，故孟子先生周游列国而不见用，晚年与门人作七篇，讲道德、说仁义。
古有经史子集四部，七篇被列为子部，南宋朱子发现其价值，将其并入四书之列，变成经部。
《论语》20篇，短小精悍多为语录，一万多字；而《孟子》七篇共四万多字，有对话，有文章。言辞犀利仿佛无所畏惧之猛士，洋洋洒洒有如席卷不尽之江河，英气逼人，勇敢正气，是堂堂的大丈夫之言。
所以看《论语》心情平淡，看《孟子》却澎湃不已；念《论语》语气和缓，念《孟子》却局促，声音不自觉越来越大。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圣人言辞变化之不同，自是一番不同气象，应当明察。

梁惠王第一
为何孟子先生及其门下在订七篇时候将梁惠王盖于群章之始？要知道明明还有齐宣王、滕文公啊，当然有原因存在。正如我们写作文时第一段话用于总领全文，来表现出最重要的东西；写论文时的摘要作为整篇论文的浓缩，贯穿始终。这里也体现出古人之用意。
《论语》中虽然“仁”、“君子”词汇出现最多，但是开篇却是一个“学”字；《孟子》里面名词变得更多，也更加抽象。北宋程子说：孟子开口便说仁义。
为何？因为前面说的时代背景，夫子的春秋时期尽管礼崩乐坏，但只是萌芽阶段，民心仁厚尚存，不然鲁国怎么会出现麒麟呢？而孟子先生所处战国时期天下大乱，梁惠王开口便问“利”，这是天下的通病，利欲瘴人形成风气，人人耳濡目染而不知反，梁惠王又岂能幸免？这难道不是“诚”的体现吗？可以想象到梁惠王之前谈话的人都是纵横家、兵家之流，要么连诸侯，要么战必克，久而久之，梁惠王以为的政治就是外交和军事，没有其他可能。
孟子先生当然注意到了此病，也有了解决措施。要是去除人民心中的利欲，逐个救治，不可能救的完，况且执政者播其恶于众，刚刚治好的又会复发；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应该先从执政者开始。听到梁惠王的这个“利”字，岂能放过？随即以仁义回应，希望梁惠王自反。梁惠王不能自反，于是就离开，找别的君主；若所有君主都不用，便有了天不欲平治天下之感慨，当世不用，恐其恶风恶俗将荼毒于后人，故退而著书以示后生，吾辈能不自反乎？
所以《孟子》七篇的本源就是如此，以仁义扫除利欲，我们尽管在千年之后，结合自身经历与见闻，也能想象到有多困难；换个角度想，千年之前的祖先有如此胆识气魄，我也跟着骄傲。
夫子的仁义是自修，而后推已及人，宽厚敦和居多；孟子先生的仁义变成了利剑，攻击性十足。这是时代背景导致的表面不同，但二位夫子的仁义果真不同吗？

孟子七篇的精华
方才说，孟子先生有感于利欲瘴人心已久，希望以仁义扫除利欲，而这需要找一些君主才可实施。
所以我之前从治病的角度，将孟子七篇当医书来看，可以分为两个体系，其一是君王问答，其二为问答后的答疑与纠偏。
将仁政推荐给君主，君主接受后播撒于国家以改变风气，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尽管困难重重，也是最完美的一条路；正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而后天下之旱苗得以滋养，如果君主不接受，全年无雨，难道眼睁睁看着禾苗枯死？只有去找灌水车自己拉水灌溉，虽说不至于颗粒无收，但少去了天时之佑，也只是苟延残喘。况且，煞费苦心地拉水后去地里浇灌，时间与财力支出极大，浇完水后改变土壤结构，对下一年作物产量有影响……
所以我认为梁惠王一篇就是在讲孟子先生求雨的经过，后面六篇尽管有很多名言迭出，终归是求雨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就算灌水的车有多豪华，就算自己采购的禾苗有多抗旱，就算自己耕耘有多勤劳，就算把害虫去得有多干净，也比不上一场好雨；就算浩然之气养得多好，就算知言知人境界多高，就算将别家诘难破除得多巧，也不如一个理解自己的君王。人们看孟子更关注后几篇，大概是喜欢其中的文势语脉或修身言论吧！
论修身，孟子先生是顶尖的。修身的最终目标是修人，可是天未欲平治天下，有命在，君子岂能不知命？
出于利欲之志，而后患得患失无所不至；出于平治天下之志，而后浩然有归志。天命不在，君王不用，便以孟子先生之学问为不美吗？堂堂亚圣之学，既然君王不学，不妨我来学。

《大学》中既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目标，亦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方法。尤其是最后“治国平天下”一节的“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两次出现，正好可与七篇中的梁惠王参看。

公孙丑第二
这一篇讲进退。
开篇即是“当路于齐”如何、“加齐之卿相”如何，以道自任，进也，欲进道于王而援天下也。随即引出古代的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等贤人对进退的态度选择。
然后齐君待臣不以礼，孟子先生有退志。但恰逢战事，君子不能在国家动乱的时候离开，就仍然留在齐国，但不接受俸禄，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还有一些对小事的取舍抉择，例如“辞小受大”、“三宿出昼”、“绰绰有余”，都体现的一个“义”字，而且是集义，集大义而后可生浩然之气。
到这一篇的收尾，终于有了一连串的“孟子去齐”，道不见用，退也，隐道著书以示后人也。
该进则进，丈夫之才岂能如匏瓜一般系而不食？
能退则退，天行有常只好效明珠埋土自掩其华。
进退果决，丝毫不为心累，何其豪气也！何其潇洒也！

孝是最大的仁，最重的义
“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这段话，孟子先生回答了充虞的疑问，也回答了之前鲁平公与嬖人臧仓的疑问，也回答了墨者夷之的疑问。尤其是最后一句，短短九个字，让我一个男的眼里有了泪水。
孟母三迁的故事无人不知，听到后无不动容。何况于孟子先生本人呢？孟子先生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尊敬感激之情万字也写不完，最后凝炼成了这九个字。忆往昔，母亲的训斥与关心历历在目；看今朝，自己学有所成却直面孤独。大丈夫绝不是丢失了情感的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情感与希望，精力充沛的仁义之士。
父母为孩子无私付出，孩子长大后也要为父母付出，这就是絜矩之道了吧？亲戚邻居都认可孝行，都觉得忠厚可靠，这就是推己及人了吧？所以孝是最重要的德，百善孝为先。

离娄第四
这一篇的“天下”、“国家”、“四海”等词汇突然变多，所以对应于《大学》中的治国、平天下两章。虽说从修身的角度看，这已经是后期阶段了，但是个人的命运笼罩在国家之下，多了解一些总是好的，顺便看看修身不到位就治国的下场，也算是修身的一种意义吧。
上篇一开篇，便以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证先王之法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因为那是古代君王和贤臣们的经验，是一群德才兼备的聪明人互相讨论、颁布推行、调查结果、完善修改，如此过程重复迭代了千百年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没理由不遵守；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书者，古书也，即先王之法也。孟子先生随后便论述不遵守、或者遵守得不到位的后果：身弑国亡，不保四海社稷、难顾宗庙四体，执热而不以濯，自作孽不可活，终身忧辱以死……可谓对子路先生疑惑的完美解答。
如果说上篇论述遵守先王之礼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遵守的危险性，偏重于理论层面的话，那下篇就是举一些历史上的人为例，让论证更有说服力。
舜、文王，贤君也，守先王法之典范也；子产，贤人也，乘舆济民足见其宅心仁厚也，但方式不太对；齐宣王，不忍觳觫之牛，有望成为贤君也，但大臣不给力，先王之法的实施终究只是泡影；孔夫子，终其一生热爱周礼、使用周礼、推广周礼，但君王不给力……
所以可以看到，守先王之法不会害人，反而会帮人；不会乱国，反而会兴国。但期望守先王之法却方式不对，不就相当于没守吗？所以后面又讲了一些例子，说明秉礼应该灵活：
逄蒙杀弈——收徒应选忠厚之人，避免被白眼狼背刺；
恶人祭祀——品行重于外貌，当下之诚伪重于过往之善恶；
孟子简驩——众人历位逾阶，谄媚也。孟子不为所动，秉礼也；
待我横逆——君子虽量大心宽，但不受无故之诋毁、不行无端之自反也；
与匡子游——流俗之好恶不等于礼法之好恶；
禹稷颜子、曾子子思，行不同却心同。行者何？地位出身、境况遭遇之类也；心者何？秉礼之心也。
所以学礼容易，灵活地秉礼却难。好在这个“灵活”是可以学的，是需要学的，也是一定能学会的。

权变的定义
有人觉得《离娄》下篇中的那些例子里都有“变”，故而认为属于权变，其实不然。那些只是看起来变了，但其实没变。因为从始至终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秉礼而行，即守先王之法而行。譬如不同的方圆长短，都用直尺圆规来量，方圆长短对应于事情，直尺圆规对应礼法。人们之所以觉得有“变”，是因为他们的直尺和圆规没有跟先王之法的直尺和圆规校准，量出来的结果有问题，用有问题的结果来评价事物，当然觉得“变”了。他们就跟《离娄》下篇中的其他人一样，觉得不该与匡章游、觉得恶人永远都不能祭祀上帝、觉得不能让子敖尴尬，应该上去打招呼等等……，总之，他觉得那个人应该这么做，那个人却没有这么做，当然觉得有“变”了。他们或许没意识到自己的直尺圆规还需要校准，或者认为已经校准好了，将这个结果当做“礼法”的结论，你能说这不是一种“诚实”的体现吗？看到的情况与“礼法”结论有冲突，他们因此而觉得“变”，顺着这个角度想，你能说他们将此情况称之为权变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吗？
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议论，我们想知道古人认为的“权变”。
根据原文来看，古人认为的真正的权变，其定义是礼法要求这样做，但不得不那样做，如之前的“嫂溺援之以手”，以及下一篇中的“舜不告而娶”。先王之法要求“男女授受不亲”、“娶妻必告父母”，但“见义勇为”、“无后为不孝之大”也是先王之法。虽然能守住男女有别之义，却害了救人性命之更大的义；虽然守住了娶妻告父母的义，却因为父母不会同意而不能娶妻生子，害了更大的孝顺之义。所以舍小义而保大义，是为权度之法，此之谓权变。
权变的前提是已经秉礼而行，即将自己的规矩尺度与先王的进行了校准，然后才能在某些情况下“权变”。当然，权变的情况是很少的，大部分还是简单地秉礼而行即可，省心省时省力。

万章第五
——孝子之心到底是什么心？
顾名思义，本篇是以孟子先生学生万章的提问为主。
孟子七篇中出现最多的学生有万章，公孙丑，公都子等。最后「尽心」篇中有个“万子”，或许孟子一书还有万章的学生参与编写？
上篇开篇，万章问道：为何父母对舜那么不好，舜还因为远离家乡而哭泣？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这里怎么想，反正我想到了自己在孟子吧发的第一个帖子，当时下雨心情低落，然后家人生了大病，我在外地想回去却还有期末考试，忧心忡忡而无可奈何，只能不断打电话询问，同时向上天恳求，让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幸运的是第二天情况变好了。
这如何让人不担忧？
我当时觉得那种忧愁状态才是真实的世界，岁月静好只是一种消耗时间的陷阱。所以当时我问「君子有终身之忧」到底在忧什么？以及经常担忧到底好还是不好？有人评论说不好，因为「忧」可不是什么好字。
现在我发现，当时的自己是对的。我看到「舜泣于旻天」有了共鸣，当时的自己知道旁人无法感同身受，也只能流着泪向天祈祷；「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大舜的这种忧愁到了知天命之年仍未消散，并没有因为杂七杂八的事情而丢了本，我却要靠着疾病的提醒才后知后觉，这就是与孝子的差距吧；「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没什么不能舍弃的，我却患得患失，实在可耻。
最难相处的家，舜也能相处得井井有条，人们相信他的孝顺，万物也相信他的孝顺，鬼神也相信他的孝顺，天地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大舜通过孝顺，将道德积累到了圣人的境界。如果不当天子、不为人知，难道就不是圣人了？
所以孝是最重要的德，百善孝为先；孝顺分「生事葬祭」，其中生事又比葬祭重要；「生事」中，又有多种，大概最重要的是陪伴与尊敬吧？
所以四书是写给孝子看的。苟非其人，仁义不空出。